中評社台中5月6日電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封面以「台灣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為題，引起各界關注。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吳崇涵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有關於國際衝突的因素研究，台灣完全符合，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槍走火，被視為最危險的地方，一點也不為過。
至於最可能引爆的危險因子，吳崇涵認為，還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演進，因為那無法操之在台灣，但台灣有能力成為兩強中的槓桿，並降低衝突風險，只要保持彈性，不選邊站，同時設法經營兩岸關係，做好避險措施，台灣的危險係數就有望降低。
吳崇涵，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政治學碩士，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學博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等職，專長為國際安全、國際衝突、亞洲區域政治與政治學統計方法。
針對台灣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吳崇涵表示，在國際衝突因素的研究當中，有所謂的「危險配對」（Dangerous Dyads），就是影響兩個主體之間相互衝突的各種因素，包括實力消長、聯盟紛爭、領土衝突、歷史仇恨等，可以發現，台灣完全符合衝突因素要件。
吳崇涵說明，聯盟方面，台灣目前處於美中抗衡之間，兩強目前都在進行某種拉幫結派，形塑出集團式對抗，台灣在這當中捲入衝突的風險隨之攀升；領土衝突方面，則包括兩岸的領土主張爭議，以及美中在南海的海權紛爭等，影響台海情勢的穩定性；歷史仇恨則是國共內戰延伸迄今，以及統獨之爭等，種種因素堆迭，台灣被稱為最危險的地方，可謂其來有自。
台灣過去這些衝突條件一直存在，為什麼突然變得更危險？吳崇涵解釋，首先是中美之間的問題，兩強的對抗逐漸白熱化，未來甚至可能逐漸走向熱戰，台灣在兩強爭霸之間，過去的衝突因素也就逐漸被放大凸顯出來。歷史上國際關係局勢往往因為強權的爭執或聯盟，容易造成戰爭，當然也適用在台灣身上。
再來則是人的行為，吳崇涵說，國際關係或外交上的行為都是人所促成，往往是衝突與合作的相互拉扯，若把國際事件攤開來看會發現，都是打仗、合作的循環。例如，一戰後各國組成國際聯盟，二戰結束後又產生聯合國。
而現在台灣的情況似乎有往衝突的方向前進，吳崇涵指出，這時候主政者就應該思考，如何找到合作的面相，以降低衝突，換句話說，就是找到避險措施，這是減少台灣危險係數最有效的方式。
台灣目前的避險措施足夠嗎？吳崇涵說，相對不足，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時期採用一個避險中較為「軟抗衡」的策略，勉強稱得上避險，但是較偏向軟抗衡，而隨著2019年至2020年特朗普競選連任，積極操作反中之際，台灣便一窩蜂跟著特朗普對中國大陸展開「硬抗衡」。
他提到，從去年中旬到年底，台灣對中國的硬抗衡衝上高峰，蔡政府當時候的外交政策幾乎稱不上是避險，直到美國大選落幕後，白宮易主，台灣在美中角力之間的態度才有所轉圜。
吳崇涵指出，現在感覺台灣的民意氣氛以及對中的態度有退縮跡象，因為拜登政府上任，政治路線改變，蔡政府又被動的回到避險的範疇裏面。畢竟拜登也說了，支持台灣自主防衛，敦促兩岸和平對話，但絕沒有支持台灣沖第一線去打仗，拜登政府又回到一貫的戰略模糊。也讓蔡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轉向，這對台灣的安全而言，相對有利。
吳崇涵認為，台灣身為政治主體，要有自己選擇的機會，不必要當某一方的棋子，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奉行等距策略，沒有當過誰的棋子，也是過得相安無事，安居樂業，台灣要學習當一個有彈性的政治主體，懂得以兩手策略去面對中國跟美國，台灣才能夠脫離兵凶戰危的境地。
除非，吳崇涵說，真的有一方有意打仗，畢竟戰爭是人類的行為，能夠主張戰爭或者發動戰爭的只有政府領導人跟政治人物，老百姓無法選擇，只能逆來順受，他不覺得現階段有任何一個方會要煽動人民戰爭，因為反戰是普世價值，沒有人想要戰爭，台海地區能否安穩，端看美中台三方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