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首都百萬群眾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青年學生和學校教師。在接見中，一位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以後，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總數達1100萬人。
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在全國到處“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層層揪斗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
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出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實況。在這個報道中，第一次正式公佈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引起了全中國、全世界的廣泛注意。世界各國的新聞媒介紛紛對此予以報道、評論和猜測，弄不清中國高層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組」手中的兩個重要輿論工具，每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說成是“代表了黨中央的聲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偉大戰略部署”，成為極不正常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國起著重要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引導輿論、左右局勢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組」的令旗一舉，霎時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立即傳遍了全國城鄉。
但是，究竟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然「文化大革命」中發動全國幾億老百姓對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之外，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上來。原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運動這件事。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既有中共過去領導運動的慣例，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集體研究，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又專程飛到杭州向毛澤東當面彙報和請示，毛澤東當時既沒有支持派工作組，也沒有反對派工作組。於是，在中央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派工作組。這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現在，「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社論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組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綱上線，進行批判，其圖謀顯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掀起更大的波瀾。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表現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主要來自高級領導幹部中的對運動的“阻力”，中央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舉行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文化大革命」，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為煽動“造反”、揪斗領導幹部製造依據。林彪還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是在會議的開始階段，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卻仍然表現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於是，由剛剛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擔任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出場，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扮演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陳伯達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作為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批判”。
陳伯達在講話中，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惡意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極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紛紛在發言中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政治委員，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10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後，作了正式講話。指出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毛澤東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此時，他認為中央的問題已經解決，劉、鄧及許多幹部的問題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他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許他們革命。還對與會者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還宣佈：“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違心地作了檢查。劉少奇在檢查中檢討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50天以及歷史上的「錯誤」，沒有諉過，敢於負責。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即便他作出違心的自責，也已於事無補。鄧小平在違心地檢討「錯誤」的同時，為了保護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採取了把所有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氣，躍然紙上。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志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面對面談心一般。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划著一系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內突然貼出一大批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字報。11月8日，聶元梓也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列罪名，有大反個人崇拜，公開「鼓吹」在農村恢復單幹，反對「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後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如此地步，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這時，鄧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會議的權利，只能整天坐在家裏看一些送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內容上來說，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對於未來的政治命運，鄧小平採取等待的態度。這也只能是他在當時形勢下可以採取的唯一選擇了。
實事求是地看，無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賞、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躍進」以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決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堅決糾正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使毛澤東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開始產生不滿。這種不滿日益加深，並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演變成為進行人事更替的決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在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還沒有想徹底去掉鄧小平，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據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林彪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與對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這種不同，對於如何處理鄧小平，是相當重要的。在林彪費盡心機打倒劉少奇以後，鄧小平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工於心計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鄧小平，還必須不斷加緊加重對鄧小平的攻擊和批判。與此同時，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受到批判，但還沒有被徹底打倒，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便聯合林彪集團，策劃於密室，企圖掀起一場更大的波瀾，欲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於是，一場由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精心策劃的陰謀拉開了帷幕。
本文摘自《「文革」的終結：歷史的見證》，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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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唯一和東方有關的是我的臉孔」，這是宋美齡的自述。由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漢娜·帕庫拉所著的《宋美齡傳》一書中，有很多未曾公開的第一手資料。宋美齡在大學時期的好友埃瑪·米爾斯與宋美齡一直保持通信，宋美齡在信中常會透露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於後來她曾要求米爾斯銷毀一些私人信件。作者還從美國各大圖書館尋找到一些美國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其中，資料最豐富的是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那裏有宋子文後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齡，直到2004年時才被公開。《宋美齡傳》中引述了許多宋子文與宋美齡之間的電報原稿，讓讀者對宋美齡在美國的活動有更為詳盡的了解。
少女宋美齡
回到上海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美齡開始思考婚姻問題，向好友埃瑪建議該結婚，又說她本人認為「女人若不結婚，會覺得人生失落，彷彿被騙走了人生……如果沒有小孩，又有什麼好期待的？」埃瑪最近才和某個男子有過感情上的危機，美齡為了安慰她，有時理性、有時不夠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對人生、愛情和責任的看法，向埃瑪訴說：“你也不確定該走哪一條正確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謂正確的路存在……我也有過類似你遇上的經驗，只是，我很確定我要什麼，可是上帝卻不願給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對自己有最大的信心，進而催眠了別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這兩位年輕女子通過魚雁往來，互相傾訴挫折、發現新點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愛。七月間美齡接到埃瑪來信，談到令她十分苦惱的一番性事遭遇。美齡回信說：「我認為……你可以把這個事件當做是獸性的不愉快經驗……喚醒你對獸性熱情的認識……在我們大學年代對它一無所知。」她又說：
……我認為你對男人要有正確態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開性這個問題。當然，這樣做很難，因為幾乎沒有例外，男人對女孩動了心，他就變得感情用事……愛情的組成里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組成愛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來看，就不會覺得它噁心。譬如說，肉體之愛有如巴赫或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們本身，會覺得並不和諧，但如果把它們和作者原本構想要組成整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它們就變得和諧、優美。極其可能的是，那麼噁心地瞪著你的那個男子，是受你肉體所吸引，這種男人必然是畜生、禽獸……但是，達達，並非每個人都這樣……別開始以為你厭惡愛情，因為你並不是如此。你只是厭惡其中的若干成分，對於你這樣心思純潔的女生而言，這種態度相當自然。
美齡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問題。她告訴埃瑪：「上海現在謠言紛傳，說我訂婚了。」又說，她的朋友們不確定（我的訂婚對象）是誰，但肯定我是和某人訂了婚。最好玩的是，這些男人沒人出來否認或承認這個謠言。我可慘了，因為母親當然認為我一定做了什麼，才會引來這些謠言。過去一個月她不准我見任何一個男性朋友。由於她告訴我不准任何人找我，我幾乎願意出於報復心理，乾脆訂婚算了，其實我也曉得，這完全是孩子氣的態度。她擔心死了，因為過去一個月我似乎發瘋地滿城遊盪。其實，我無聊透了。我甚至有一兩次沒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為……我覺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點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箇舊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現，令她頗為得意。不過，宋夫人因他已離過婚，並不贊同他們來往。她說：
他已經和以前不一樣，現在是個男人不再是倔強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實說，我無聊極了。我懇求母親讓我出外做事。義務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報紙願給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著告訴你，如果我接受了，家裏一定震怒，我一定經受不了那紛擾，尤其是天朝大國之民的笨腦袋瓜里，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並不會傷風敗俗這個觀念……真是可恨啊！我認為我如果能夠放手做，一定會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長十五歲、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興。在她面前是一個機會，可以改善「他工廠里數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會發展，儘管美齡表明並不愛他，他仍然向她求婚。還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關切……遠非語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絕了。
美齡一向喜愛閱讀，一九一九年春天，在韋爾斯利學院念書時的一大箱書經過兩年之久，終於漂洋過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別興奮。幾個月後，她告訴埃瑪，韋爾斯的《歷史大綱》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她也重拾中文功課。這次由子文的中文秘書擔綱教授。老師“十分嚴格”，不僅嫻熟中、日交流之後引進中國的新字詞，也期待她以舊方式背下古書。她每天上午跟他學習三小時，經過幾個月之後，她寫信給有志當作家的埃瑪說：“我打算一旦對中文有相當把握時，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譯為英文小說，讓你來接棒。你、我合作來介紹中國文學……你說妙不妙？我可以翻譯出精髓，你負責把它精鍊！你覺得‘密爾斯和宋’作品，怎麼樣？”
二十三歲，還和母親、兄弟住在一起的美齡，渴望過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認自己「像電線一樣，一觸即發，煩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個星期後，她說她已經好多了，“尤其是我讓家人了解，我應該有一部分自己的時間，不能被打擾之後”。有些約會沒問她意見就排好，她幾度拒不參加，總算讓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見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線。她說：你也曉得我母親非常保守，雖然她認為我可以參加朋友開的舞會，卻絕不准我跳舞。你應該記得，我在大學時是多麼喜歡跳舞。有一天我去參加舞會，男士們開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對母親從實招認。你應該在場……你會認為，只因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我要認錯悔過、洗刷宋家恥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懺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聖潔的不屑之姿掉頭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們從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對兒子的要求，就沒有如對女兒那麼嚴格———或者說，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細無遺向母親報告。喬治·索克思當時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說：「子文和我，以及後來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場華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會———這個行為才真是不可思議呢！宋夫人不贊成跳舞，也不贊成南方衛理公會傳教士所列舉的一切不當行為。她有一套斯巴達式的規矩，子女們必須要遵守。」
下一次舞會美齡受邀參加，宋夫人要她保證不跳舞。美齡告訴埃瑪：「我本來決定不跳舞，但是當她要我保證，我氣得頂撞她：我一定會跳舞，而且還要跳個不停。她氣急敗壞，最後我服軟了，答應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絕對不在中國跳舞！請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國，我就跳個不停！」
隔了幾個月，美齡開始想要回美國念醫學院———當年她父親也有此心愿———但是母親否決了。然而，在她開刀切除扁桃體之後，她告訴埃瑪：「回國後我體會到一件事：朋友雖然很好，但切記當你真正遇上大麻煩時，總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經過一段休養之後，美齡前往廣州探望二姐慶齡和慶齡的丈夫孫中山。孫中山制服地方軍閥，廢除軍政府，此時正在組建革命政府，與北京對抗；慶齡顯然央求妹妹南下幫忙一兩個月。美齡告訴埃瑪，廣州「不像上海那麼洋化」。隔了一個月，她被哥哥從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瑪講起悄悄話，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紹他來見她。她說：
報訴說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託，請別對任何人說，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說漏我告訴你的事。
蔣夫人宋美齡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聖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埃瑪幽怨回憶說：「我最後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韋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埃瑪收到美齡複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閱，一方面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面也敘述中國的立場：
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儘力推行抵制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後，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制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美齡收到埃瑪另一封信。埃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了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埃瑪臨筆之際，顯然天人交戰，難以下筆———她在日記中承認，花了一整個晚上寫信，字斟句酌，顯然對老朋友仍有幾分生疏。埃瑪寫給美齡說：「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制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埃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韋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埃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後，埃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埃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並沒結婚。她說，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於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埃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埃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聖地亞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買、也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後，她改變說法，聲稱中國人了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說，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盟國不嘗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凌虐行徑。”
四月底，蔣夫人寫信告訴埃瑪她剛從前線回來。她說：
我每一站都盡量在時間允許之下探望更多的醫院，也設法安排兩千名戰爭孤兒安置到四所天主教會。這些小孩將受到好好照顧，修女們投注給他們最大的愛……我們也儘可能安置更多難童到其他教會機構……你答應要送來的錢，將用在收容難童上面。你會同意吧？稍後我會把這些孤兒的照片寄給你，他們會曉得你和一些朋友對他們的關愛。
此時，蔣夫人送一些中國杯盤器皿和綠茶給她的韋爾斯利同屆同學，以及選她為榮譽成員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託埃瑪替她分送這些禮物：「你已經為我做了這麼多，也要再麻煩你幫忙。」埃瑪回信時顯然是在指涉美齡以前的呆板，她說：“我有時候說我很了解宋美齡，卻一點兒也不認識蔣夫人；但是，讀了第二封信之後，我猜想她們或許畢竟是同一個人。是的，我當然會處理那些禮物……你已經有那麼多事要煩了，其實不必為我們這麼費心。”替美齡分送禮物時，埃瑪說她自己也“相當沾光……受韋爾斯利學院校長麥卡菲之邀吃晚飯。”麥卡菲被人批評在當前的衝突中太偏袒中國、輕忽日本。據說，她反駁說：“如果我們沒有像（蔣夫人）同樣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蔣夫人有三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當年冬天在漢口囑咐董顯光搜集她的演講稿、報上文章、廣播稿和信函，交給法默編輯成冊。法默奉命在六個月內完成此一任務。他說：“這是我新聞記者生涯中最怪異、最困難的一份任務。”因為中國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識英文，而且即使只有四十頁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撿字排版。過程中，原本對蔣夫人全然欽佩的法默，也完全改變看法。他說：“好幾次，一萬冊的四十頁文本已經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違———又要更改修訂……夫人……對她的第一本書非常重視。每次見到我，她就變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頁怎麼出現錯字了？她的詩句怎麼被誤植了？”
雖然她不讓這本書在美國或英國販賣，她卻送了三百冊簽名本到韋爾斯利，因為它們是「有趣的一本書，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們在漢口受限於戰時條件困難所致」。她拜託埃瑪替她代為發送，附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郵資和包裝費用。（《文匯讀書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