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新的中學是在北京101中學讀的。1960年暑假畢業時，毛遠新被學校保送「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回家後，他告訴伯伯毛主席，毛主席說：「保送算什麼本事？」毛遠新毅然決然地回答：「那我考！」主席說：「你考什麼學校？」毛遠新說：「考最難考的。」毛主席說：「那就是北大、清華。」結果在統考中，毛遠新考取了清華，併到清華讀書。後來，有個高幹子弟跟他說：「遠新，你還是應該去哈軍工。」毛遠新有些心動。回家跟毛主席說：「伯伯，我還是想去哈軍工！」毛主席笑著說：「那就看陳賡接收不接收你了。」當時，陳賡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當動員毛遠新「還是應該去哈軍工」的那位高幹子弟把這個消息告訴陳賡院長時，陳賡立刻打電話給毛遠新，說：「熱烈歡迎你來哈軍工！」就這樣，毛遠新從清華轉到了哈軍工，成為哈軍工的一名高材生。
毛主席讓毛遠新找吳法憲安排工作
1965年暑假，毛遠新從哈軍工畢業了。談到工作問題，毛主席叫他去空軍找吳法憲。吳法憲熱情地接待了他，給他安排到某團部當參謀。毛遠新回來跟毛主席說了這個情況。毛主席說：「沒當兵，怎麼就當官？不行，再去找吳法憲，重新安排。」其實，一個團部參謀也算不上什麼官。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毛遠新又去找吳法憲。吳法憲聽了毛主席的意見，非常感動和感慨，說：「主席對自己的子女要求真嚴格！」這樣，吳法憲一下子就把毛遠新安排到雲南邊防的一個炮兵營去了，他實打實地當了一名操炮手。
毛遠新在「文革」中做過三次聯絡員
現在所有談到毛遠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說他做聯絡員，只談到1975年這一次（當然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實際上，毛遠新在「文革」中做聯絡員，不止這一次，而包括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總理的聯絡員。1966年9月，他從雲南部隊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始好幾個月了，他對要打倒劉少奇的事，還不知道什麼。毛主席要他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希望他參加一個單位的全過程，至於去哪個單位由他自己定。毛遠新考慮了一下，他是101中學畢業的，但離開6年多了；離開哈軍工才一年多，那裏還比較熟，於是他決定去哈爾濱。毛主席同意。毛遠新到哈爾濱時，對立的兩派早形成了，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為造反派的一個領袖。他說，當時很威風，很神氣，連省委書記潘復生，都經常找他聯繫，或「請示」工作。後來，他又到延邊造反，還參加過那裏的武鬥。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後，住到釣魚台十一號樓（江青住的樓）。毛主席因為他到少數民族地區造過反，要他讀點民族問題的書，研究一下民族問題。為此，我（當時任江青的機要秘書）還幫他從《紅旗》雜誌圖書室和中宣部圖書館借了十幾本關於民族問題的書（主要是列寧的）。在這次交談中，我問他，在1967年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周總理轉來你寫的信讓江青閱，怎麼沒看到你給江青寫信啊？他告訴我，他從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總理的聯絡員。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當聯絡員。
第二次’，是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1967年春夏，毛遠新正在認真研究民族問題，有時還到我辦公室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記得他說不同民族終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辦公室來，跟我說，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邊了，也不回哈爾濱了，留下來，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對此我很高興，因為我們相處甚洽，很談得來。不一會兒，江青從外邊回來了，她到我辦公室，看到毛遠新，就誇獎起來了，十分高興地笑著說：「你是好孩子，留下來，做聯絡員好，好好做！」聽她這樣誇毛遠新，我感到很彆扭。就在幾天前，她從外邊同來，一進門就問警衛員孫占龍：「李訥住這裏嗎？」孫答：「這幾天李訥沒住這裏，遠新在這裏住呢。」江青氣呼呼地說：「他住我這裏幹什麼？」孫也沒再說什麼。毛主席為什麼把毛遠新留下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呢？我們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遠新和這兩派的領導人都很熟，因此讓他幫助做兩派聯合的工作。這是毛遠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聯絡員。
第三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毛遠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聯絡員。這確實是毛遠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聯絡員。其作為人們已經說過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補充一點，他是怎樣做了這次聯絡員的。2001年，毛遠新到我家作客時，他告訴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為祝賀新疆維普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陳錫聯）參加完慶祝回到北京後，毛主席告訴他，你不要回瀋陽了，留在我身邊做我和政治局的聯絡員吧，那兩個“小耗子”跳船了。毛遠新以毛主席的意志為意志，就這樣，他留下來，做了毛主席的聯絡員。這實際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聯絡員。
「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遠新曾告訴我：在1975年做聯絡員期間，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險柜里的文件給登記一下，以便她查找。這件事沒法拒絕。我就把她保險柜里的文件，按目錄一一登記下來。交她看後，她說，這樣我還是只知道題目，不知道內容，能不能每個文件都摘個內容提要。我覺得這樣做，很費時間，很難做，我沒答應。江青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談這件事，還是要求我給她摘每份文件的內容提要。在這封信上毛主席畫了一個圈，沒批語。我不知是什麼意思，我怕江青拿著毛主席畫了圈的這封信找我，就去問毛主席。毛主席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遠新說他進監獄是「三進宮」
視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書房的一個地方放著同樣版本的兩套《二十四史》，那套舊的，是毛主席看過的，上面有他的批註；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給我的。毛主席為什麼送毛遠新這套《二十四史》？毛遠新解釋說，在我當聯絡員期間，我拿毛主席看過的《二十四史》看，有時毛主席也要看，這就發生衝突。因為出現這種情況，毛主席說：孩子，這樣吧，我給你搞一套同樣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註抄在上面，這樣我們都可以讀了，並且還可以討論。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況。「天公不作美」。正準備「假釋」我的時候，恰逢胡耀邦辭去中央領導職務，這件事就被擱置起來，我繼續被關在監獄。這就是毛遠新所說的「三進宮」。
毛遠新說：我的媽媽朱丹華，還有我的妻子、女兒，都急盼著我出來。1989年3月，我媽媽找了楊尚昆，要我「保外就醫」。楊主席發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讓我到江西我媽媽那裏去。這樣決定後，公安部的人問我：“你什麼時候走？”我毫不猶豫地答道：“明天就走！”
這是我吸取了「假釋」不成的教訓，怕“夜長夢多”。公安部的人說，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馬接上去說：“我不相信你們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幾張去南昌的票！”就這樣，第二天，我總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監獄。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08年第8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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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河南法制報》2010-02-02第15版，
公安部挖出大老虎
宋德貴，遊民出身，原是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員，1935年被紅軍俘虜，經過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隊伍里。他1936年入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處傷疤。1950年調任公安部行政處處長(當時為副廳級)。可以說，宋德貴是一名老幹部、老黨員了，然而進城後他卻腐化享受，犯下了貪污、盜竊國家資財達9億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貴的腐化墮落是從結識天津東華貨棧經理趙溪橋開始的，也可以說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趙溪橋是通過公安部行政處生產科的蕭順和與宋德貴認識的，相識不久，趙溪橋就發現宋德貴「花錢大方，喜好奉承」，於是就抓住他的這一弱點，展開進攻。趙溪橋曾私下對身邊的人說：“只要我把宋處長服侍好了，這一輩子享樂就不成問題了。”宋德貴喜好喝酒，趙溪橋就每天請他下館子。為了博得宋德貴的歡心，除了請吃請喝，趙溪橋還經常給他送錢送禮。單請宋德貴吃飯一項，趙溪橋就花了1.6億元，行賄1.3億元以上。宋德貴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飯館和最好的酒席。據查，宋德貴幾乎每天都要喝一兩瓶上等的白蘭地，北京許多有名的飯館都知道公安部的宋處長。宋德貴從此暈頭轉向，花錢做事與趙溪橋不分你我。
1951年4至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貴負責到東北購運木材。宋德貴利用這個機會，夥同行政處副處長劉玉澤、生產科副科長王珍以及蕭順和等人，勾結趙溪橋和北京祥利木廠老闆楊生祥大肆貪污、盜竊國家資財。宋德貴讓趙溪橋包運木材，照章每車皮只能裝25立方米的木材，他們卻裝了30立方米。僅此一項，趙溪橋就從中撈取7億元。
宋德貴認為趙溪橋、楊生祥很能幹，視之為「心腹」和“好軍師”，對他們言聽計從。而趙溪橋、楊生祥則認為找到了“靠山”和“搖錢樹”，對他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事實上，宋德貴已成為東華貨棧、祥利木廠的大老闆之一，東華貨棧的夥計稱他為“老掌柜”。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宋德貴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辦法，拖別人下水。他以盜取來的國家財產，大批地購買了手錶、鋼筆、收音機、自行車、人蔘、鹿茸、海龍、海狗腎等到處送人，有時甚至直接送現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攏下，公安部行政處80%的人都有貪污受賄的問題。
宋德貴的罪行暴露後，領導反覆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計劃地進行對抗。他曾兩次和姦商趙溪橋及同案主犯劉玉澤、王珍秘密會面，商討怎樣混過這一關。在要他交清賬目時，他一面以有賬無錯相搪塞，另一面製造假賬。
這樣一個貪污腐化、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又拒不坦白的墮落分子，理應受到嚴懲，被判處死刑。羅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鬥爭大會上說：「我們對宋德貴、劉玉澤、趙溪橋的犯罪行為決不能容忍。」“我們內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貴等這樣的共產黨員，還得了嗎？如果這樣，我們就有亡黨的危險。”
一個電話引起的風波
羅瑞卿剛正不阿，疾惡如仇，處理罪行昭著的貪污腐化分子一點不講情面。時任羅瑞卿秘書的王仲方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公安部打出一條「大老虎」叫宋德貴。此人原是公安部辦公廳的行政處長、轉業的紅軍幹部，因為倒賣基建木材貪污受賄，情節嚴重被判處死刑，經國務院批准，準備開公審大會執行。公審大會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經過緊張工作好多天之後，都在休息。這天天氣很好，羅瑞卿準備同家人一起帶孩子去游公園，汽車停在院子裏，孩子們在車旁等候上車。正在這個時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電話，說他翻閱宋德貴檔案，此人在紅軍東征時負過傷有戰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慮到這一點。這個電話使我非常作難，已經決定即將執行的事，是不該隨便反映的，可是人命關天，不反映也是不應該的。於是我冒著很大風險去見羅部長，他這時從樓上下來。見到我來找，他就知道一定有什麼事，我就把剛才接的電話報告給他。羅部長立刻明白是什麼意思，臉色一下子沉了下來，返身上樓，並告訴我立刻通知公安部黨組的同志來開會。
我沒有想到會有這種場面，趕快去打電話，因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還在睡覺就被我叫了起來。羅部長正嚴肅地等待著，氣氛頗有些緊張，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坐定之後，羅部長說明天要開公審大會，槍斃宋德貴，黨組同志還有什麼意見？大家莫名其妙，說這個問題黨組討論過多次，一致同意並作了決定，且已經批准，怎麼又提了出來？羅部長說，現在有人動搖，所以請大家來討論。大家很奇怪，誰有動搖？這時打電話來的同志也在座，他沒有出來說明，我只好硬著頭皮說有人反映說從檔案上看到宋德貴有戰功，但沒有說是誰反映的。這時，羅部長衝著我說，立過功怎麼樣？劉青山、張子善的功勞比宋德貴小嗎？而且我們研究過宋德貴的歷史，其罪處死，不能寬恕。黨組同志都表示不應該有動搖，於是羅部長宣佈散會。大家在下樓時都責怪我，你怎麼這個時候反映這種意見呀！此時此刻我真是無地自容。這場風波是我引起的，干擾了黨組的決定，干擾了羅部長的決心，又影響了大家的休息。我心想，我這個亂子捅得不小，看來我這個政治秘書要「砸鍋」了。
第二天，公審宋德貴的大會開得很成功。又過了兩天，羅部長同我在院子裏散步。他批評我缺少政治經驗，對各種反映缺乏判斷力。
槍斃宋德貴是黨組集體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處死刑，又是經國務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會聽那種反映呢？那天對你的批評可能過嚴了些，你有什麼想法呢？我說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我不該聽這樣的反映，更不該沒有仔細想一想就去向您報告，干擾了您，干擾了黨組，我應該檢討，接受教訓。
可是我又想，如果今後再遇到這種人命關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斷該不該反映的，我想還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對，挨頓批評，再嚴厲也不要緊。萬一該反映我沒有反映造成損失，就成了大錯了。不知道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羅部長沉思了一會兒說，你講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後要多讀點書，加強鍛煉，使自己成熟起來。人就是在處理各種複雜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來的。
看來羅部長是諒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這場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目擊公審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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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審大貪污犯大會今天上午11時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特組織了臨時法庭，公審大貪污犯薛崑山、宋德貴、雷亞卿、孫建國、王丕業、夏茂如、杭效祖等7人，併當場宣判、分別予以執行。
參加這次公審大會的，有中央和華北局、北京市的政府機關、軍事機關、黨的機關與群眾團體的領導人、積極分子等，各機關團體的大貪污犯和大貪污嫌疑分子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北京、天津兩市的工廠、機關、學校、團體，商店及各界市民亦同時有組織地收聽大會實況播音。大會由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秘書長劉景范擔任主席。
劉景范宣佈開會時，首先說明了這個大會對深入開展中央各機關反大貪污犯鬥爭的重大政治意義。他指出：「中央各部門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健康地向前發展，現在已經進入普遍深入的階段，各部門的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現象，都受到了嚴格的批評，現在正在集中力量進行反大貪污犯的鬥爭，並且已獲得不少成績。」劉景范接著用具體事實說明中央一級機關內已檢舉和坦白出的大小貪污分子以及其貪污的款項和因貪污而造成國家財產的嚴重損失情況後，指出：人民政府對貪污分子的處分是嚴肅的；將根據貪污的情節輕重和坦白的程度，予以不同的處理。他說：“今天就是根據這些政策來公審大貪污犯薛崑山、宋德貴、雷亞卿、孫建國、王丕業、夏茂如、杭效祖的。”劉景范最後警告所有貪污分子說：“為了再給貪污分子以悔過坦白的機會，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決定將坦白限期延長到2月15日。所有貪污分子應該考慮自己的前途，抓緊時間，老老實實地向人民坦白悔過。只要在2月15日前徹底坦白的，仍以自動坦白論處。”大會主席致辭以後，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主持的臨時法庭宣佈開庭，7個大貪污犯由人民警察押進會場站在憤怒的群眾面前聽候各有關單位代表的控訴和法庭的審判。
中央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中央農業部副部長張林池、中央軍委後勤部代表楊恬、空軍司令部代表白雲、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代表吳波、民航局副局長唐凱等相繼在大會上控告了各該部大貪污犯薛崑山、宋德貴、雷亞卿、孫建國、王丕業、夏茂如、杭效祖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