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第二代美國隊長」之稱的示威常客馬俊文，去年多次在街頭及接受傳媒訪問期間呼叫「民族自強 香港獨立」、「香港人建國」等港獨口號，早前被裁定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成，為繼唐英傑後第2個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定罪的被告。辯方今日於區域法院求情時指出，被告的行為沒有公然挑戰的意味，對他人可造成的危害低，故不屬於情節較為嚴重的一類，不建議判處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惟法官陳廣池反駁，「佢有20次（事件）喎，點解覺得唔嚴重？」案件下午判刑，馬俊文被判入獄5年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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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9月28日撰寫的求情信表明「對於我過去的所作所爲，不感到羞恥，毫無悔意。我亦承諾，在追求民主公義的道路上，我唔會有半點懦弱。今後，我會盡我所能，用盡畢生精力，為著自己心中所信之夢想而進發，願榮光歸香港。」並以下款「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敬啟」收筆。陳官同意辯方所指，被告未必理解複雜社會事件的來龍去脈，但仍然一意孤行煽動他人，並非一時衝動，是有備而來，甚至以稱號自居，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 資料圖片
陳官指出，被告以為政治使命是生命唯一的政治選項，除鼓吹香港獨立，亦大肆貶損《國安法》，他所鼓吹的政治立場是否成功並非關鍵，重點在於被告有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被告一而再，再而三地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搶過來，有層次地宣揚分裂國家，甚至想到要從學校入手，繼而推廣和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促進下一次革命。
區域法院。資料圖片
陳官引述被告的臨床心理學家報告指，被告的成長及對母親的敵意造成他的孤獨、懊惱、無助及細小的社交圈子，顯示他「明顯地」是一個被煽動的人，後來他亦變本加厲成為煽動者。被告亦坦承美國隊長的形象令他感到欣慰、自我滿足，成為媒體及他人的焦點而獲得社會認同，與現實世界的情況不符。陳官認為，被告的煽動行為只為滿足自我良好被告及刷存在感，但可能令被煽動者採取再煽動他人，進行更激烈的行為，難保他日不會有第二個馬俊文，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壞及動盪。考慮到本案情節嚴重， 被告沒有悔意，以6年為量刑起點，但辯方在審訊階段幾乎沒有爭議控方案情，節省法庭時間，故酌情減刑3個月，總刑期5年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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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方資深大律師蔡維邦求情時援引唐英傑案，指被告與唐相比，在被捕時沒有衝擊警方，表現合作，亦無挑選有紀念價值的日子犯案。辯方亦指，被告在街頭叫喊時雖然偶有他人介入，但口號無實在意義，且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單人匹馬，沒有組織。
辯方續指，被告性格孤獨，與家人之間沒甚溝通，「冇乜個人嗜好、冇乜夢想、理想」，透過參與「和你sing」，令人感覺自己與他人有接觸。即使他參與示威活動，但2019年時沒有任何參與，重申被告反對「私了」的行為，不是鼓吹暴力的人士。另外，法庭已他索取心理專家報告，當中顯示被告有一定理解能力，陳官質疑若他亦自認為自己沒有問題，為何需要接受心理輔導。
被告馬俊文（31歲，無業）被控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涉及20宗不同事件，指他於去年8月15日至11月12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即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或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呂世瑜涉在Telegram發布宣揚港獨文宣、出售武器，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2022年4月29日，於區域法院判監5年；呂世瑜不服刑期提出上訴， 2022年11月30日上訴庭裁定維持原判；後呂世瑜再上訴至終審法院，2023年8月22日遭終院駁回，維持原刑期，為首宗針對《國安法》刑期分級制的終極上訴案，確立了國安案件量刑指引 。
被告呂世瑜。(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終院認為，《國安法》第33條所指明的3項減刑情況，即自動放棄犯罪 、自動投案、提供重要破案線索或揭發他人罪行，已「盡列無遺」，除非符合此3項減刑情況，法庭才可考慮減刑至跌出刑期下限，否則《國安法》第21條訂明「情節嚴重的案件，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罰則，屬強制性規定。
上訴庭駁回上訴：案件「情節嚴重」刑期最低5年
呂世瑜於2020年6月30日至9月24日多次在自己管理的Telegram頻道，發表煽動「港獨」言論及出售武器，承認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
據《國安法》第21條，在涉及分裂國家罪名中，若案件屬情節嚴重，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屬情節較輕，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當時原審法官考慮到呂世瑜認罪，按慣例扣減三分一刑期，判他監禁3年8個月，惟律政司提出糾正，指國安法設刑期分級制，法官認為案情屬情節嚴重，令呂未能獲得認罪減刑，判入獄5年。
呂就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方主要爭議案件是否屬「情節嚴重」，以及國安條文列明的「5年」是量刑起點或最低刑期。
呂世瑜涉在Telegram發布宣揚港獨文宣、出售武器，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2022年4月29日，於區域法院判監5年。巴士的報記者攝
上訴庭於2022年11月30日頒下判詞。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法官彭偉昌和彭寶琴裁決指，涉案Telegram頻道有逾千名訂閱戶，曾呼籲捐助「以爭取香港獨立」等，對國安及公眾秩序成大風險，認為屬情節嚴重的罪行。
另一項爭議是，法官指減刑可分為「從輕」、「減輕」處罰，「從輕」即在檔次內調整刑期幅度，「減輕」即刑罰從較高檔次減輕至較低檔次。
《國安法》第33條列出3個條件，包括自動放棄犯案、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容許法庭「從輕」或「減輕」處罰，法官指只有相關因素才不會削弱國安法的首要目的，故可以考慮「減輕處罰」，而沒有在國安法訂明但為普通法認可的其他求情因素，例如認罪，只可供法庭考慮「從輕處罰」，但不能「減輕處罰」。
如果將刑期扣減至少於5年，有違法律草擬者對該罪行嚴重性的判斷，裁定國安法案件情節嚴重者最低刑期為5年，最後駁回呂世瑜上訴。
終院：刑罰幅度屬強制性 縱認罪亦不能低於5年下限
呂世瑜再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於2023年8月22日頒下判詞，就《國安法》量刑條文的涵義和效力作詮釋，駁回呂上訴，維持原判。
終院認為，法庭在量刑過程中必然會運用司法酌情權，從宏觀角度考慮案件整體情況，量刑原則包括阻嚇、懲罰、防範及更生；而《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終院認為銜接原則並沒規定國安案件量刑時，必須忽略或排除任何特定量刑原則及加刑減刑因素。
《國安法》第21條根據案件情節的嚴重性，制定兩級制量刑框架，容許法庭在訂明框架內行使量刑酌情權，評估案件情節的嚴重性，決定在較高或較低的量刑級別來判刑，再應用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則，去考慮在適用刑罰幅度內判處何等程度的刑罰。
《國安法》第21條指明，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明顯地以强制性措辭，訂明刑罰性質及刑期，規定在指定幅度內判刑，裁定《國安法》內訂明的判刑幅度下限必然是強制性，並非只標示在情節嚴重案件中，判監的量刑起點幅度，不同意被告適時認罪後可判處低於5年下限的刑期。
終院：須符第33條3種減刑條件才可獲「減輕處罰」
上訴方認為法庭應以認罪為由，給予他全數三分之一刑期扣減，判處低於《國安法》訂明的5年下限的刑期。
終院強調，《香港國安法》第33條的立法目的很清晰，從條文列出的3種減刑條件可見，法例目的是要為犯罪者提供誘因，放棄犯罪並協助當局維護國家安全和執行法律，法庭須初步釐定案件量刑後才考慮3種減刑情形可否應用在案中。若以條文內容和立法目的一併考慮，第33條不能被解讀為法庭可就其他求情因素，給予額外調低刑罰。
因此，與《國安法》第33條的明確目的無關之減刑因素，不可被依賴以作出寛大減刑。而法官把被告定罪後考慮量刑，需裁定被告是「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或「積極參加的」或「其他參加的」，再裁定案件屬「情節嚴重」或「情節較輕」。
若法庭已裁定案件屬「情節嚴重」，可應用香港的量刑法律和原則，決定量刑起點，考慮加刑及減刑因素，酌情在適用刑罰幅度內釐定處罰幅度，才再考慮《國安法》第33條是否適用。如《國安法》第33條適用則可寬大處理其處罰，考慮應作出何等程度的從輕處理或減輕處理，如考慮被告向當局提供的協助有多大效用、舉報人是否願出庭指證他人、自願投案的背景和動機、被告自願投案多大程度上顯示真誠悔意等因素後，才判處最終刑罰。
終審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