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黃道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以往寫中央蘇區的文字，頌揚者居多，批評者也不少。新近出版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截取1933-1934年中央蘇區全盛到敗走這一時段，著重探索以往基於政治考慮而被忽略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力求追尋原初的歷史面貌；以當年的而非後來的，描述的而非價值評判的第一手資料，儘可能考察歷史的本然進程。正是作者對歷史的敬畏，成就了這本以客觀平實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一、革命源流：物質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識分子發起。反思中央蘇區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問題。中國社會發展緩慢，各地區之間極不平衡。以土地佔有情況來說，中國東南地區地主、富農佔地約30%，贛南、閩西地區又小於這個水平。「以往關於地主、富農佔地80%以上的說法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在有關調查中沒有得到證實。」(本書31頁)土地較為分散的贛南、閩西地區，竟成為中國蘇維埃革命的中心，可證原先將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聯繫起來的說法，站不住腳。
中共發動農民革命時所運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質利益策略，對農民仍有吸引力。將地主富農佔地強行拿來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之外，還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贛南、閩西宗族勢大，公田佔20%-50%，屬宗族集體所有。輪耕經營，由族中年長有威望者管理，並受農民自發監督。中共把公田分給農民，由集體所有轉為個體佔有，這對於注重實際利益的農民來說，其影響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財物的農民「一嘗其味，絕不會輕易忘記」。他們“心想‘這回不幹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裝不成了，干吧！’這才和地主撕破臉皮幹起來了”。很多人在嘗到分田地、分財物的甜頭後，便把自家和革命綁在一起，跟著共產黨走了。
除開物質利益，農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但農民的身份意識，長期被漠視，處於沉睡狀態。中共通過向農民宣傳平等、權利、尊嚴、身份感，使其抗爭意識逐漸覺醒，這是農民擁護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個群體中受到擁護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婦女、少兒、青年、中年、老年，恰與革命前後權利、地位發生變化大小相一致。而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的情況下，中共仍然得到大部分民眾擁護，沒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難以做到的。
遊民也有參加革命者，多以改變其一無所有、走投無路窘境，或藉機報仇、發財、做官、討女人等為目標。遊民在中共隊伍中，可以發生正面作用，也可能發生負面影響，直接或間接制約中共方針政策和策略的制訂和貫徹。胡繩說，「黨內一直有遊民習氣，當不可小視」。
二、軍事佔領下廣泛的社會動員
蘇區的黨與政權建設，都與紅軍推進和軍事佔領密不可分。本書指出「軍事力量對政治和社會的主導作用，是觀察蘇維埃運動須臾不可忘卻的基本背景」(109頁)，即“軍隊是基礎，政黨是靈魂，政權是手足”。
如同中共建黨時期以知識分子為核心，贛南、閩西早期黨組織也以知識分子為主。隨著紅軍大量進入，黨員源流發生變化，人數激增。本書徵引當時文件：「黨的組織的發展，是紅軍打過之後才發展的，毛澤東起草計劃，要三天發展十萬黨員。」(90頁)到1934年8月統計，中央蘇區的黨員約15萬人。中共組織原則直接承襲蘇俄，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強調服從、忠誠、守密、犧牲和奉獻。但超常發展黨員，則會衝擊這些標準。1933年紅五月徵收黨員運動，兩萬多人速成進黨。瑞金用開會方式對新黨員訓練一天了事。博生縣某支部“質問群眾‘你為什麼不加入黨，難道你是反動派么？「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裏喊著‘加入共產黨」。不少人不知共產黨為何物，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反水”問題。儘管如此，“大發展的結果，還是使中共短時期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了自身的影響力”(95-96頁)。
蘇區政權從中央、省、縣、區、鄉到村，村代表制度把觸角有效深入到最基層，另有貧農團、婦代會、工會、反帝同盟、赤衛隊、少先隊、兒童團、耕田隊、突擊隊、輕騎隊等。體系嚴密，環環相扣，層層相連。同時建立黨、政、群相結合的監督機制，力求廉潔施政。各種群眾組織中，群眾性地方武裝最受重視，發展尤快。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即提議組建農民武裝，將16-45歲男女編入「赤衛隊網」。城鄉赤衛軍成為紅軍的後備軍。從省到縣、區、鄉，形成紅軍地方獨立師赤衛隊少先隊的有機鏈條，既保武力兵源供給，又可實現對社會的凝聚和控制，首開人民武裝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1934年4月，這支群眾隊伍達到50萬人。蔣介石對它的作用，讚嘆不已。
革命的精義，不僅在於實行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也需要實行價值觀的改造，即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整體變革。宣傳功能下的文化教育，要為當前的階級鬥爭和戰爭服務。「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小學一年級語文《三字經》通俗易懂地鼓吹階級觀念、男女平等和反抗意識，一時激起階級意識、擁共思想。其他如掃盲運動、民眾夜校、幹部教育、工農劇社、文藝演出、紅色歌謠、體育運動、群眾大會，等等，其社會動員的現實功用立竿見影。連國民黨也不得不承認，“其進步之程度與麻醉之力量，殊可驚異”(132頁)。蔣介石在訓斥部下時，盛讚蘇區教育“最有精神”。
毋庸置疑，中共努力喚醒蘇區民眾，動員他們參加打土豪分田地、反專制求生存的階級鬥爭，為當時中國社會帶來一抹光亮。然而，它卻以拉開中共奪權建國序幕載諸赤色史冊，成為中共歷史值得大書的一頁。
三、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何以失敗
中共經過四次反「圍剿」戰爭，呈現了強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遭遇重創？本書認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問題，也有國共力量的變化問題。
南京國民政府1930年後，基本上控制了東南地區，逐漸與外國建立正常關係，經濟呈現較好發展態勢，日本侵華勢頭略緩。1933年6月，蔣介石開始部署第五次「圍剿」，依仗其武力優勢(國民黨50萬，紅軍10萬；前者有大炮1200門，後者只有幾十門)，取緩進戰略：修路，築碉，穩紮穩打，步步推進。蔣估量“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佔領匪區”(184頁)。
軍事上，面對堡壘中的敵人和愈益狹小的空間，紅軍反「圍剿」作戰已不適用誘敵深入戰法，而運動戰也難覓戰機，猶如“貓兒守著玻璃里的魚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懷語)。這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運用最多的就是後來備受詬病的“短促突擊”戰術。即以一部防禦吸引敵軍，將主力埋伏於附近，當敵軍出現在我軍前沿陣地時，主力“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李德、周恩來、項英、朱德都有同樣主張，朱德、彭德懷、林彪曾撰文論述。這是在戰略被動大背景下一種尋求機動攻勢防禦的無可奈何的戰術選擇，雖有合理性，卻不像李德和中革軍委所期望的那樣發揮巨大效應。
軍事上受制於敵之外，還有內生瓶頸的制約。中央蘇區人力、物力、經濟、政治資源都日益匱乏，中共生存和作戰資源都面臨極大挑戰。中共政策越發激進，肅反運動、查田運動、擴紅運動、濫發公債、強收穀米同時展開。竭澤而漁，殊求無度的極端辦法，加上國民黨軍嚴密封鎖，兩年之內便把蘇區弄到資源枯竭、師老兵疲、財盡民困之境。中央蘇區約300萬人口，而脫產半脫產人員達三四十萬人，平均每八人養活一員，負擔奇重。1934年中央蘇區農民負擔平均達到其收入的15.7%，有的達30%以上(317頁)。當時有人說「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農民是不能不犧牲一點的」(288頁)。
1930年由贛西南黨組織和紅一方面軍開其端的肅反運動，造成了黨政軍群中許多精英被錯殺，元氣大傷。其理論依據是張聞天、梁柏台一再公開著文標榜的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只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訂法律法規的限制的理論。實踐中廢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約，嚴刑逼供，濫殺無辜，成為後來一系列整人運動之先導，貽害巨大。就中央蘇區肅「AB團」的行動來說，它遠早於蘇俄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歸咎於戰時環境。
四、有準備的整軍以退
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轉為戰略防禦。紅軍在國民黨軍的作戰圈裏，始終未能實現調動、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目標。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爆發，中共欲迎又拒，採取關門方針，失去聯合同盟軍反蔣良機。蔣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擊敗十九路軍，把福建納入手中，轉而全力進攻紅軍。1934年2月後，經過平寮、鳳翔峰、廣昌外圍戰，國民黨軍於4月逼近廣昌。
此時，共產黨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受到不諳軍事的中共領導人博古信賴，成為中共軍事決策者，掌握了紅軍行動決定權。在李德指揮下，廣昌戰役從4月10日到28日，歷時18天。紅軍打破不固守堅城的慣例，展開大部隊參加的保衛戰，被認為是蘇區中央執行被動防禦政策的體現。此役，國民黨軍傷亡2600多人，紅軍傷亡5000多人，占參戰總兵力1/5。廣昌戰役後，紅軍轉而採用依託堅固工事，實行固守堡壘戰法，節節抵抗，以求為戰略大退卻贏得更多時間(442頁)。後來把這段時間的防禦當成整個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的錯誤加以批判，顯然有欠公允。
示中共中央，同意撤離中央蘇區。當時，紅軍向西突圍，是唯一生路。對此，國民黨方面也預判中共紅軍動向。5月中旬後，蔣介石、陳誠已判定紅軍必將「西竄」，“沖逃”(441-442頁)。
為集中籌劃戰略退卻。1934年夏中共決定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主持其事。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在於都河北集結完畢，戰略大退卻由此開始。在湘江戰役前兩個月，從贛南到黔邊，行軍3500里，幾乎未遭遇大戰。不過，兩個月後的湘江之戰，整軍以退的8.6萬大軍，卻一敗而銳減至3萬多人。後人對此質疑甚多，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已超過本文範圍，姑置不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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