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痛罵中國人罵的是什麼:不懂爭「人」的價格

核心提示：他在《燈下漫筆》中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一、想做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的時代」。

本文摘自《北京日報》2012年03月12日第19版

對民族「劣根性」，魯迅先生有著高昂而激越的批判，那麼能否據此認為魯迅有文化不自信？什麼才是真的文化不自信？

我的《「醜陋的中國人」之說是文化不自信》一文刊發之後，不少讀者給予肯定，也有讀者提出異議，認為所謂的「醜陋的中國人」之說，只不過是批判民族「劣根性」，當年魯迅先生對此批判得更嚴厲，那麼魯迅自然也文化不自信了？

這個問題很重要，有利於我們分辨什麼是文化不自信，也可以進一步了解魯迅的中國文化態度。愚以為，對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肯定不是文化不自信，對歷史文化糟粕的摒棄也不是文化不自信，對阻礙社會發展的一切價值觀念進行質疑，同樣不是文化不自信。所謂文化不自信，就是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喪失信心，認為它不僅在過去和現在，而且對民族的未來也沒有任何價值，應該全盤否定，惟有引入其他民族文化才能帶來新生和希望。

的確，魯迅一生有大量的文章批判中國文化，其高昂而激越的批判精神連日本學者尾崎文昭都驚訝地說：「魯迅不像一個從中國文化生長出來的人」。但魯迅有沒有對中國文化不自信呢？從來沒有！他在很多方面對中國文化表示讚賞和肯定。他在《中國地質略論》中說：「吾廣漠美麗最可愛之中國，而實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這是對中國地理和古老文明的肯定。他在《學界三魂》中說：「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這是對中華民族魂的肯定。他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和《流氓的變遷》中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這是對儒家墨家文化始祖的肯定。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他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這是對中國人精神的肯定。他主張藝術家要從中國古代藝術中吸取營養，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中指出：「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藝術史來。」這是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肯定。他還對中國古代詩歌小說、民間戲劇等給予較高的評價。面對古文學被糟蹋，他不無憐惜地說：「為欲總目爛然，見者眩目，往往妄制篇目，敗題撰人，晉唐稗傳，黥劓幾盡」。

魯迅對中國文化肯定的例子不勝枚舉，這種肯定因素之所以被我們忽略或忽視，是因為他的批判精神更為強烈，一直佔據著我們的直覺、思維和記憶空間。

那麼魯迅批判和否定的東西又是什麼呢？最主要的是中國人的奴性。他在《燈下漫筆》中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一、想做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的時代」。在魯迅看來，這些現狀背後的深層原因就是傳統文化糟粕的影響，第一要務是「改變他們的精神」。他以「精神界的戰士」的鬥志，展開對種種陳腐沒落觀念的批判。其批判文字不僅充斥於雜文、隨筆，也體現在小說和書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和《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強烈地批判了傳統文化中「吃人」與甘於「被吃」、「精神勝利法」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等精神奴役制度及其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觀念，並以小說塑造出阿Q、孔乙己等身上帶著濃厚民族「劣根性」和深受「劣根性」之害的代表人物，認為只有無情抨擊這種陳腐沒落的觀念，「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來」，中國才有希望。

無疑，魯迅在文化批判中也有偏激，甚至有咒罵。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這種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之後又說：「但我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對於這類觀點，我們還是要將其放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作設身處地的思考。魯迅生活的那個社會，好比一個病入膏肓的人，常規藥方已無濟於事了，只有下以猛葯才能帶來生的希望。他甚至認為，面對外國的堅船利炮，所謂的富國強軍也是徒勞的，必須靠打造「新國民」，即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撰文所說的：「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魯迅當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罵」，是為了把黑暗中的國人「罵驚」、「罵醒」，而絕不是「罵倒」、「罵臭」。那個年代，無論是魯迅還是胡適，無論是陳獨秀還是章太炎，乃至孫中山、李大釗等，都有為「衝破黑暗牢籠」而有過激的吶喊和咒罵，但如果說他們都文化不自信，顯然是胡說。他們的吶喊和咒罵是醫治當時中國社會應有的「猛葯」，這與民族得以解放、國人走向自強、特別是世界各大國將文化作為發展戰略的今天卻將中國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醜陋的中國人」之說雖抨擊國人惡習，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味，但同時又將中國文化徹底貶為毫無價值和希望的「醬缸文化」，認為「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社會也，也就是一種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所斫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混沌社會」，繼而還得出「醬缸」只能哺育出「蛆蟲」的結論。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是潑髒水將嬰兒一起潑掉，不可與魯迅肯定成就、摒棄糟粕、寄予希望的中國文化態度相提並論。

在魯迅去世時，軀體上覆蓋著「民族魂」的旗幟，這是國人對他竭畢生之力鑄造民族精神的肯定；在他去世後，毛澤東評價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這是對他傳承和創新中國優秀文化的尊崇。（作者為《解放軍報》高級編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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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決定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台灣前「監察院長」錢復在其回憶錄中,披露了台灣被逐出聯合國的細節,包括很多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重要政治「外交」內幕。

早年從台大政治系畢業後,錢復前往美國耶魯大學取得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回台後,先任台灣「行政院秘書」職務,並於1964年開始接觸台灣對美「外交」工作。在蔣經國刻意栽培下,錢復從台灣「新聞局長」、「外交次長」扶搖直上,並於1982年被蔣經國任命為台灣「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代表」長達六年時間,與美國政界關係很深。直到1988年再度回台,出任「外交部長」。

　　多國贊成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進入60年代以後,隨著新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國際社會也越來越認識到,無法再將新中國排斥在聯合國大門之外,而驅逐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就成了大勢所趨。1970年9月,在尚比亞首都盧薩卡召開了第三屆不結盟國家高峰會。會議宣言重申聯合國應早日實現「會籍普遍化」,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在這次會議後,赤道幾內亞和衣索比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0月13日、11月6日,加拿大和義大利先後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隨即發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在這年10月間舉行的聯合國成立25周年慶典上,先後有33個國家的領導人發言贊成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其中有9個國家是台灣的「邦交國」。

這一年,「支持中國案」首次獲得多數票。錢復回憶:美國駐台灣「大使」馬康衛11月23日上午來「外交部」,對於投票結果表示「失望、悲痛、煩惱、憤怒」,並針對每一個變更投票立場的國家,詳細分析了其改變的原因。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客死台北。有台灣報刊傳言,蔣介石是「被尼克遜氣死的」。錢復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1971年10月25日,也就是聯合國投票驅逐蔣介石代表的這一天,代表團回到駐地已是次日凌晨零點三十分。「奔波一日的王世明'大使’年逾60,一足微跛,到了團部無法忍住淚水的暢流,不久變成放聲大哭。」

1974年8月9日,尼克遜因水門案辭去美國總統,宋美齡次日將一份英文稿件交給錢復,要求立即發表。由於文中對尼克遜決定與新中國和解大加批判,讓錢復不敢照辦,因此轉給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蔣經國邀請葉公超、黃少谷、沉昌煥、周書楷會商後,認為茲事體大,因此由官輕位卑的錢復出面,要求宋美齡修改部分段落,遂引發跟宋美齡關係密切的孔令侃的不滿。1975年初,蔣經國指示錢復儘快赴美,才讓他避過一劫。

　美台斷「交」當日

告錢復,美國駐台「大使」安克志想在次日上午九時晉見蔣經國。宋楚瑜意識到“一定有嚴重問題,但對方未明言,也無法揣測”。當晚,錢復剛上床不久,就接到宋楚瑜的電話:安克志剛才來電,希望立即晉謁蔣經國。凌晨1時許,宋楚瑜又打來電話,要錢復立即趕往蔣經國住處七海官邸。錢復放下電話後急忙出門攔計程車趕往七海,看到蔣經國已在樓下客廳。幾句商談之後,蔣經國還未來得及指示,侍從即已通報: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參事”已到。錢復抬手看了看手錶,此時是凌晨二時十五分。

四人坐定後,安克志宣讀了卡特致蔣經國的信:台北時間16日上午10時(也就是7個多小時以後),卡特即將宣佈美國與新中國自次年1月1日起,開始建立外交關係。同日,美國與台灣方面的「外交關係」即將終止。在信中,卡特保證:美國與台灣方面的“實質關係”將不停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以外的其它條約在“代用品”產生之前還將繼續有效。為研商今後關係的調整,美國將於近期內派全權代表來台商談,至於人選以何人為宜,還請蔣經國表示意見。在最後,卡特還特別讚佩了台灣方面“在面對痛苦現實,所表現的力量與自立自強的精神”,而此語對於蔣經國和錢復而言,與揶揄無異。

錢復披露了他置身現場的第一手觀察,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的蔣經國,當天相當氣憤地說:「我跟你美國是這麼親密朋友,怎麼可以七個半小時前通知我,又不許我宣佈？我告訴你,我此刻就要宣佈。」因此蔣經國當天清晨即發表公開談話。

中美建交的消息公佈後,台島上下一片嘩然。台灣報紙刊出消息,說美國國務院為了做「斷交」後的準備,公文堆起來有幾英尺高,而台灣「外交」機構卻什麼事也沒做。面對“這種無的放矢的批評”,錢復在回憶錄中辯護道:“事實上各單位12月17日上午送到我辦公室的資料已超過我一人的高度。我的辦公桌無法放,饒清政秘書只能堆在桌前的地上,大概有二尺高的六、七堆”。

在12月28日的談判中,錢復提出了許多問題要美方作答,但對方卻全無答案。錢復等得不耐煩,就問蘇里文副助理國務卿:報上說「你們準備多時的資料有好幾尺,為什麼任何一項我所提出的問題,你們都說尚未考慮？」而蘇里文笑著答道:“我們根本毫無任何準備,你們記者來問,我們隨便說說,他們就信了。”

在記者招待會上,錢復「個人的評估是當卡特的中東外交遭受挫折之際,他期盼能有項'外交突破’。我也認為美國大企業基於某些大陸市場的幻想,對卡特施加壓力。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有龐大市場,盼望能經由建交,在這市場分一杯羹。」美國政府於15日晚9時在白宮記者會宣佈與新中國建交時,布熱津斯基曾對記者表示:此事進行極為機密,除了卡特以外,知道的人不超過五名。此事發生後不到兩個月,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卡諾在與錢復聊天時,將中美建交前後細節對其娓娓道來。錢復不禁問道:“不是只有五個人知道嗎？你怎麼可能知道？”卡諾隨即反問:“如果你是那五個人之一,你會完全保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