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大佬」也出聲 擱垃圾收費機會增 前朝高官眼高手低留蘇州屎

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已展開一星期，林林總總問題陸續浮現，若此時將計劃擴至全港，我敢講，必然「大甩轆」。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今日也撰文直言，現階段不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押後或完全停止。盧老先生之言是否反映阿爺想法，難以斷言，但我翻閱《大公報》1月和2月兩篇社評，都有近似觀點，那就值得港府高層思考了。政府20年前已提出垃圾徵費，但前朝幾任負責高官都眼高手低，輕估難度和市民反應，給現屆政府留下蘇州屎。現屆考慮到施政緩急先後，暫擱計劃的機會看來頗大。

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撰文，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垃圾徵費押後或完全停止，聚焦於拼經濟，其論點與《大公報》早前兩篇社評甚相似，值得注意。

盧文端在文中說，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也許他只是揣摸阿爺所想，或者真的「收到料」，間接反映阿爺的意見，我難以稽考，不過根據盧老先生的「往績」，其某些觀點不可等閒視之。

我翻看《大公報》月前兩篇關於垃圾徵費的社評，看法竟與盧老先生相當接近。1月刊登的那篇說，處理垃圾問題固然重要，但與發展經濟、解決房屋等要務相比，並非最迫切。處理垃圾問題從長計議，有利於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優先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這與盧文端提出的「盡快聚焦於經濟發展，不應被垃圾收費困擾」，是同一思路。

《大公報》另一篇社評指，垃圾徵費延至8月1日落實，要在餘下時間裏做好一切準備，絕非輕鬆工作。更何況政府工作千頭萬緒，而拼經濟、謀發展、補國安短扳，更是重中之重，在這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分清輕重緩急。社評雖未說白，但明顯認為應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先辦好更重要的事情。

盧老先生與《大公報》不約而同指出，計劃應擱置的另一原因，是準備不足，如果基本功尚未做好而硬推，急於求成，結果難能理想。

一個大大的疑問是，政府已為此計劃準備了20年，為何至今仍然踢晒腳？我翻看過前任負責官員的一些資料，發現一個通病，就是眼高手低、輕估困難和市民反應、太受環保團體的理念影響，條件未足夠就想急急上馬。

最先提出垃圾徵費概念的，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時為2005年。她當時滿懷雄心壯志，說政府考慮2007年就立法推行廢物收費，屆時將展行3個月試驗期。她眼界甚高，但對實際問題卻嚴重低估，例如她預計2006年底，源頭分類可處理80%家居垃圾。但到了2021，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仍只達31%，絕大部分家居垃圾都棄於堆填區。

2012年任環境局局長的黃錦星，同樣對情況過分樂觀，他2013就說這計劃得到多數市民支持，到了今年初，他仍指7年前(即2017年)，垃圾徵費已獲社會主流支持，但他沒說清楚，所謂「主流」是否包括住在三無大廈的基層市民，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小型食肆，還是只是一小撮不吃人間煙火的精英階層。

由於把問題看得簡單，他於2018年說垃圾徵費可於2020年落實，但一年之後，又說於2021年實施。計劃推行時間不斷向後延，許多配套卻仍然不足，他也承認「瓶頸是未能收到足夠的回收廢物」。

前朝負責高官眼高手低，卻又估計不準，輕視了種種技術困難，和普通市民的真實反應，這解釋了為何準備了20年，到臨門一腳，才發現處處「甩轆」。

前負責官員廖秀冬和黃錦星(圖)，對圾垃徵費都眼高手低，輕視實際困難和市民反應，結果準備不足，到臨門一腳就甩晒轆。

以現屆政府的務實施政態度，應會重新思考政策的緩急先後，垃圾徵費問題並非最迫切，須先着力於對民生經濟重更要的事。所以，我估計政府決定暫擱垃圾徵費的成數頗高。

時人物語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搞政治運動有個法則，老老實實，必一事無成，只要夠膽「吹」，就會有人信，越「吹」得大，效果越強。最近例子是，黎智英案國際法律團隊領頭人、御用大狀加拉赫( Caoilfhionn Gallager)，昨天在「英國港人研討會」上說，香港的「政治犯」人數，由5年前的26人，今年勁增至1841人，達到緬甸和白俄羅斯的級數，驟眼看來，真是十分驚嚇，正正符合上述「有咁大，吹咁大」的法則。不過她既無提供資料來源，也沒說清楚「政治犯」的定義，很難相信是出於「御用大狀」之口。前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早前已踢爆，她只是「掛起羊頭」，賣的是政治狗肉，明乎此，對她「亂篤數」就不會覺得奇怪。

黎智英案「國際法律團隊」的領頭人、御用大狀加拉赫(右)昨天指，香港「政治犯」人數激增至1841人，同緬甸和白俄看齊，但她對「政治犯」無清楚定義，也提不出數據有何根據，顯然是亂吹。

法律講求精細的定義，例如「誤殺」和「謀殺」，性質有別，絕不可混淆。但加拉赫爆出這驚人數字後，卻沒說明什麼才算是「政治犯」，可能她粗略把所有為了政治目的，而犯法被捕的人，都列為「政治犯」。若如此歸類，邏輯上就有極大謬誤，例如一個年輕人為爭取「5大訴求」，上街破壞商鋪，他犯的是刑毀罪或暴動罪，絕不能說是「政治犯」了。

行會成員、資深大狀湯家驊，曾經寫文拆解「香港有政治犯嗎？」。他指所謂「政治犯」，是受政治逼害的人，一般而言，有3個特徵：1是當權者以莫須有罪名加諸政治異見者；2是被告不可以接受公開公平的審訊；3是刑罰與所犯行為不相稱。指香港有「政治犯」的人，能找到這些情況嗎？

實情是，香港所有涉及政治事件的人，如被起訴，都有清晰明確的罪狀，以黎智英為例，他因犯了欺詐罪成，被判入獄，現時坐監是服此罪的刑期，怎樣也不能說他是「政治犯」。而他涉違《香港國安法》的審訊，正公開進行，一切都依足司法程序，何來「政治逼害」？

加拉赫指香港有1841名「政治犯」，這數字從何而來，她也含糊其詞。翻查資料，原來這數字源於「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報告，當中還指出，逾75%「政治犯」年齡低於30歲。只要了解一下這組織的什麼貨色，就可以肯定，上述數字是「亂吹」。HKDC設在美國華盛頓，由創始人到目前主要成員，大部分是通緝犯，包括朱牧民、羅冠聰、梁繼平、郭鳳儀、許智峯、張崑陽等，他們長年「吸政治毒」極深，玩嘢當食生菜，提供的數據，信一成都嫌多。

加拉赫雖是御用大狀，但也同樣是政治玩家，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就曾踼爆，指她所屬的 Doughty Street Chamber，頭號人物是另一御用大狀 Helena Kennedy，她因被指捏造新疆人被逼害的「罪證」，而遭中國政府制裁。此外，2021年間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夏博義，也是那間大律師事務所的成員，當年他多番針對國安法和香港警隊，其後因心驚，自行倉皇離港。

至於加拉赫，一直領導黎智英案的國際法律團隊，不斷要求會晤首相和外相，促使政府向香港特區施壓，政治干預該案審訊。江樂士指這做法是公然妨礙司法公正，破壞香港法治，十分惡劣，並非大律師所應為。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踢爆加拉赫等御用大狀，是掛起羊頭，賣政治狗肉。

江樂士說這個「國際法律團隊」的做法出晒界，歪離法律原則，破壞法治精神，所以代表黎智英的香港律師行 Robertsons今年1月13日出聲明，與「國際團隊」劃清界綫，箇中原因不難理解。

這些愛玩政治的「御用大狀」，今次連亂吹「香港政治犯」人數都做得出，顯然已走火入魔，自毀專業形象，這場遊戲看來已到尾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