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自由亞洲電台」把在港員工調去台北，整個「檔囗」關門大吉，其主管表明是擔心員工安全，引起一陣議論。本來一個正常新聞媒體，依法在港進行正常採訪，一點問題也沒有，但對一些心存偏見的外媒，難免會「疑心生暗鬼」。最近《華爾街日報》任命新的亞洲區新聞主管，但其駐地與過往不同，由香港轉到了新加坡，究竟是什麼原因？公布沒有講明，卻令我聯想到，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和港府都曾對該報的偏頗評論，作出強烈反駁，該報在此時作上述安排，似乎不只是技術考慮咁簡單。
《華爾街日報》的亞洲新聞主管，一向都是駐在香港，但剛於4月1日接任此職的Deborah Ball，則轉到新加坡辦公，是否出於政治考慮，惹人遐想。
一位經常接觸外媒的朋友，把《華爾街日報》新聞主管執位的消息傳給我看，原來負責亞洲區新聞的 Andrew Dowell，將調去杜拜，擔任中東區主管。過去7年多，他一直駐在香港，在這裏指揮亞洲區的採訪工作。
接手出任亞洲區主管的 Deborah Ball，於4月1日履職，她與原任不同的是，不會長駐香港，而轉到新加坡辦公，在那裏遙距指揮亞洲各地的編採人員，只會間中去一去香港。
至於原來在香港亞洲總部的人員，仍會留低，並非整個「檔囗」搬走，不過朋友估計，這可能只是第一步，主管先往星洲，一些下屬或逐步轉移，相信還有後着。
《華爾街日報》的公布，沒有說此安排是否與政治有關，不過23條成功立法後，該報的社論曾引來外交部駐港公署猛轟，火藥味甚濃。那篇社論題為《香港的大倒退》，指香港已有國安法，竟覺得「還不夠」，仍要進行23條立法，以後香港將變得「更危險」，並指港府集中精力拼經濟「為時已晚」。外交部駐港公署去信該報，直斥社論把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當中的說法，完全是充滿惡意的炒作。
外交部駐港公署早前致函《華爾街日報》，強烈反駁其有關23條立法的社論，指該報將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充滿惡意炒作。
除了對23條立法的辛辣評論，《華爾街日報》也在黎智英案中被提及，披露當年該報某些高層與黎關係密切，例如該報專欄作家、前白宮首席撰稿人麥偉林，以及該報前出版人 Gordon Crovitz，都與黎甚老友，令兩個傳媒機構成為夥伴，所以該報多次發文要求釋放黎智英。
朋友同我講，《華爾街日報》社論組和新聞部是兩個不同部門，乃分開運作，不過在目前的關係下，新聞部可能要打「穩陣波」，先睇定形勢。
外媒的憂慮，其實是「自己嚇自己」居多，只是將心中的偏見當成真實而巳。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重複說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非常依賴資訊自由流通，在維護國安的大前提下，仍須鞏固這獨特優勢。換言之，駐港外媒只要守法，沒有不可告人的意圖，就可以自由工作，不會有問題。
《華爾街日報》亞洲主管轉往新加坡工作，是否就沒風險？只要看看過往新加坡如何對待攻擊政府的外媒，便知道香港其實寬容得多。想當年，向來不懼怕外媒的政治強人李光耀，曾辣手「懲罰」被指惡意抨擊政府的《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和《泰晤士報》等，包括把它們的發行量限於極低數量，甚至不准登廣告，部分外媒最後終要跪低。
如果《華爾街日報》今次安排真的出於政治考慮，我作為行家，希望它再想一想，不要因為自已的「幻覺」，失去一個更好的區域新聞採訪基地。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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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已展開一星期，林林總總問題陸續浮現，若此時將計劃擴至全港，我敢講，必然「大甩轆」。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今日也撰文直言，現階段不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押後或完全停止。盧老先生之言是否反映阿爺想法，難以斷言，但我翻閱《大公報》1月和2月兩篇社評，都有近似觀點，那就值得港府高層思考了。政府20年前已提出垃圾徵費，但前朝幾任負責高官都眼高手低，輕估難度和市民反應，給現屆政府留下蘇州屎。現屆考慮到施政緩急先後，暫擱計劃的機會看來頗大。
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撰文，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垃圾徵費押後或完全停止，聚焦於拼經濟，其論點與《大公報》早前兩篇社評甚相似，值得注意。
盧文端在文中說，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也許他只是揣摸阿爺所想，或者真的「收到料」，間接反映阿爺的意見，我難以稽考，不過根據盧老先生的「往績」，其某些觀點不可等閒視之。
我翻看《大公報》月前兩篇關於垃圾徵費的社評，看法竟與盧老先生相當接近。1月刊登的那篇說，處理垃圾問題固然重要，但與發展經濟、解決房屋等要務相比，並非最迫切。處理垃圾問題從長計議，有利於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優先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這與盧文端提出的「盡快聚焦於經濟發展，不應被垃圾收費困擾」，是同一思路。
《大公報》另一篇社評指，垃圾徵費延至8月1日落實，要在餘下時間裏做好一切準備，絕非輕鬆工作。更何況政府工作千頭萬緒，而拼經濟、謀發展、補國安短扳，更是重中之重，在這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分清輕重緩急。社評雖未說白，但明顯認為應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先辦好更重要的事情。
盧老先生與《大公報》不約而同指出，計劃應擱置的另一原因，是準備不足，如果基本功尚未做好而硬推，急於求成，結果難能理想。
一個大大的疑問是，政府已為此計劃準備了20年，為何至今仍然踢晒腳？我翻看過前任負責官員的一些資料，發現一個通病，就是眼高手低、輕估困難和市民反應、太受環保團體的理念影響，條件未足夠就想急急上馬。
最先提出垃圾徵費概念的，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時為2005年。她當時滿懷雄心壯志，說政府考慮2007年就立法推行廢物收費，屆時將展行3個月試驗期。她眼界甚高，但對實際問題卻嚴重低估，例如她預計2006年底，源頭分類可處理80%家居垃圾。但到了2021，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仍只達31%，絕大部分家居垃圾都棄於堆填區。
2012年任環境局局長的黃錦星，同樣對情況過分樂觀，他2013就說這計劃得到多數市民支持，到了今年初，他仍指7年前(即2017年)，垃圾徵費已獲社會主流支持，但他沒說清楚，所謂「主流」是否包括住在三無大廈的基層市民，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小型食肆，還是只是一小撮不吃人間煙火的精英階層。
由於把問題看得簡單，他於2018年說垃圾徵費可於2020年落實，但一年之後，又說於2021年實施。計劃推行時間不斷向後延，許多配套卻仍然不足，他也承認「瓶頸是未能收到足夠的回收廢物」。
前朝負責高官眼高手低，卻又估計不準，輕視了種種技術困難，和普通市民的真實反應，這解釋了為何準備了20年，到臨門一腳，才發現處處「甩轆」。
前負責官員廖秀冬和黃錦星(圖)，對圾垃徵費都眼高手低，輕視實際困難和市民反應，結果準備不足，到臨門一腳就甩晒轆。
以現屆政府的務實施政態度，應會重新思考政策的緩急先後，垃圾徵費問題並非最迫切，須先着力於對民生經濟重更要的事。所以，我估計政府決定暫擱垃圾徵費的成數頗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