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自由亞洲電台」把在港員工調去台北,整個「檔囗」關門大吉,其主管表明是擔心員工安全,引起一陣議論。本來一個正常新聞媒體,依法在港進行正常採訪,一點問題也沒有,但對一些心存偏見的外媒,難免會「疑心生暗鬼」。最近《華爾街日報》任命新的亞洲區新聞主管,但其駐地與過往不同,由香港轉到了新加坡,究竟是什麼原因?公布沒有講明,卻令我聯想到,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和港府都曾對該報的偏頗評論,作出強烈反駁,該報在此時作上述安排,似乎不只是技術考慮咁簡單。
![《華爾街日報》的亞洲新聞主管,一向都是駐在香港,但剛於4月1日接任此職的Deborah Ball,則轉到新加坡辦公,是否出於政治考慮,惹人遐想。](https://image.bastillepost.com/704x/wp-content/uploads/blogger/2024/04/20240409_BLOG_L11.jpg.webp)
《華爾街日報》的亞洲新聞主管,一向都是駐在香港,但剛於4月1日接任此職的Deborah Ball,則轉到新加坡辦公,是否出於政治考慮,惹人遐想。
一位經常接觸外媒的朋友,把《華爾街日報》新聞主管執位的消息傳給我看,原來負責亞洲區新聞的 Andrew Dowell,將調去杜拜,擔任中東區主管。過去7年多,他一直駐在香港,在這裏指揮亞洲區的採訪工作。
接手出任亞洲區主管的 Deborah Ball,於4月1日履職,她與原任不同的是,不會長駐香港,而轉到新加坡辦公,在那裏遙距指揮亞洲各地的編採人員,只會間中去一去香港。
至於原來在香港亞洲總部的人員,仍會留低,並非整個「檔囗」搬走,不過朋友估計,這可能只是第一步,主管先往星洲,一些下屬或逐步轉移,相信還有後着。
《華爾街日報》的公布,沒有說此安排是否與政治有關,不過23條成功立法後,該報的社論曾引來外交部駐港公署猛轟,火藥味甚濃。那篇社論題為《香港的大倒退》,指香港已有國安法,竟覺得「還不夠」,仍要進行23條立法,以後香港將變得「更危險」,並指港府集中精力拼經濟「為時已晚」。外交部駐港公署去信該報,直斥社論把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當中的說法,完全是充滿惡意的炒作。
![外交部駐港公署早前致函《華爾街日報》,強烈反駁其有關23條立法的社論,指該報將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充滿惡意炒作。](https://image.bastillepost.com/553x/wp-content/uploads/blogger/2024/04/20240409_BLOG_L21.jpg.webp)
外交部駐港公署早前致函《華爾街日報》,強烈反駁其有關23條立法的社論,指該報將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充滿惡意炒作。
除了對23條立法的辛辣評論,《華爾街日報》也在黎智英案中被提及,披露當年該報某些高層與黎關係密切,例如該報專欄作家、前白宮首席撰稿人麥偉林,以及該報前出版人 Gordon Crovitz,都與黎甚老友,令兩個傳媒機構成為夥伴,所以該報多次發文要求釋放黎智英。
朋友同我講,《華爾街日報》社論組和新聞部是兩個不同部門,乃分開運作,不過在目前的關係下,新聞部可能要打「穩陣波」,先睇定形勢。
外媒的憂慮,其實是「自己嚇自己」居多,只是將心中的偏見當成真實而巳。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重複說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非常依賴資訊自由流通,在維護國安的大前提下,仍須鞏固這獨特優勢。換言之,駐港外媒只要守法,沒有不可告人的意圖,就可以自由工作,不會有問題。
《華爾街日報》亞洲主管轉往新加坡工作,是否就沒風險?只要看看過往新加坡如何對待攻擊政府的外媒,便知道香港其實寬容得多。想當年,向來不懼怕外媒的政治強人李光耀,曾辣手「懲罰」被指惡意抨擊政府的《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和《泰晤士報》等,包括把它們的發行量限於極低數量,甚至不准登廣告,部分外媒最後終要跪低。
如果《華爾街日報》今次安排真的出於政治考慮,我作為行家,希望它再想一想,不要因為自已的「幻覺」,失去一個更好的區域新聞採訪基地。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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