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鈔通行天下」到「皆棄擲不顧」，看一場失控的貨幣實驗

一張紙的兩副面孔

公元1287年，元大都的一位官員，可以用幾張輕便的「至元通行寶鈔」支付俸祿，在市場上買到來自江南的稻米、中亞的香料，甚至償還一切債務。這張紙，由元帝國強制擔保，是境內唯一合法的貨幣，金銀銅錢被禁止流通。其便利與權威，令馬可·波羅驚嘆不已。

然而，不到七十年後，在元末動蕩的江南，交易又回歸到最原始的以物易物，或用實實在在的金銀銅錢。史料記載，當時的寶鈔「皆棄擲不顧」，人們視之如廢紙。同一張紙，從「通行寶鈔」到「棄擲不顧」，其中經歷了怎樣驚心動魄的信用崩解？這不僅是元朝的悲劇，更是國家壟斷信用這一宏大實驗，一次徹底的、災難性的失敗記錄。

第一章：巔峰設計——史上首個單一紙幣帝國

元朝的紙幣制度，是人類貨幣史上最大膽、最徹底的頂層設計。它並非繼承宋代交子、錢引的區域性、補充性貨幣地位，而是從建國之初，就確立了紙幣的絕對主權地位。

廢止與禁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便發行「中統元寶交鈔」，並明令禁止金銀銅錢流通，後代帝王屢申此令。這意味著，紙幣不再是金屬貨幣的「代表」，而是要徹底取代金屬貨幣本身，成為價值的最終尺度。

中央集權發行：設立「鈔券提舉司」專司印鈔，嚴禁地方、民間私造。鈔本（理論上的準備金）最初集中於中央，制度設計堪稱精密。

倒鈔與防偽：設立「回易庫」，負責用新鈔收換破損舊鈔（稱「昏鈔」）。鈔面印有嚴厲的偽造懲罰條例：「偽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銀五錠，仍給犯人家產。」

這套體系，在最初二十年依賴充足的絲銀準備金和相對克制的發行量時，運轉良好，信譽極高。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描述：「用此幣以給費用，以購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價，竟與純金無別。」

制度細節：元代紙幣以「貫」、「文」為單位，面額從一貫到二貫、五貫、十貫不等，後期甚至出現五十貫至一貫的「小鈔」。其發行有「歲印鈔數」，試圖進行總量控制。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發行的「至元通行寶鈔」與舊鈔「中統鈔」按1:5的比例兌換，試圖重建秩序，但已埋下混亂伏筆。

第二章：崩潰之路——財政透支與死亡螺旋

紙幣體系最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於它為統治者提供了一條通向國庫的、看似毫無成本的捷徑。元朝的崩潰，正是從將這條捷徑變成主幹道開始的。

第一步：財政需求吞噬貨幣紀律
元代中期以後，對外征戰（如征日本、爪哇、安南）耗資巨大，皇室賞賜無度，財政日趨窘迫。當稅收不足以應付開支時，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命令鈔券提舉司加班印鈔。紙幣從「經濟血液」淪為「財政燃料」。

第二步：準備金神話破滅與超發
最初的「鈔本」早已被挪用一空。後期發鈔，幾乎成為純粹的財政透支行為。據《元史·食貨志》及現代學者考證，從至元後期到元末，紙幣發行量呈指數級增長，物價隨之飛漲。

第三步：信任瓦解與惡性通脹
當百姓發現手中的鈔票購買力急速下降，而朝廷仍在用新鈔掠奪物資時，信用便徹底瓦解。人們瘋狂拋售紙幣，追逐實物和金銀。政府試圖用嚴刑峻法維持鈔法，規定交易必須用鈔，但市場自有其生存邏輯，最終「法愈繁，而民愈疑，鈔愈賤」。元末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記載：「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一錠五十貫，十錠即五百貫），易斗粟不可得。」

數據與記載：據不完全統計，從至元二十四年（1287）到至正十年（1350），主要流通的「至元鈔」累計發行量可能增長了數百倍。至正年間發行「至正交鈔」，一貫抵至元鈔二貫，實則是變相承認舊鈔貶值一半，並為新一輪超發開閘。結果是「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到元朝滅亡前夕，寶鈔已徹底失去貨幣功能。

第三章：歷史的反思——為何宋、元紙幣命運迥異？

宋代交子（包括後來的會子）也經歷了貶值與崩潰，但過程相對漫長，且未能徹底禁絕金屬貨幣。元朝寶鈔的崩潰則更為徹底和迅速。究其根本，在於兩個深層次矛盾：

絕對壟斷 vs. 經濟彈性：宋朝是銅錢、鐵錢、紙幣並行的混合貨幣體系，民間尚有其他價值儲藏手段。元朝追求絕對的貨幣主權，斷絕了一切金屬貨幣的退路，使得整個經濟體系的信用風險完全集中在紙幣這一根脆弱的繩索上，一旦斷裂，全盤崩潰。

游牧帝國的治理技術 vs. 精密的信用體系：蒙古帝國擅長軍事征服與政治聯盟，但在治理一個需要極度精細化管理的複雜信用經濟體系時，其官僚系統缺乏足夠的專業性、獨立性和制約能力。皇帝與權臣可以輕易地為短期財政目標而犧牲長遠的貨幣信用，沒有任何制度性力量能夠阻止。

這場實驗證明：國家信用可以創造貨幣，但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財富。當紙幣的發行徹底脫離了社會財富的真實增長，而淪為填補財政黑洞的工具時，其崩潰就是數學上的必然。它更像一種隱蔽的、全民強制參與的特殊稅收——通脹稅，最終榨乾了民間對朝廷的最後一點信任。

今讀有感：元朝寶鈔的歷史，是一部關於「權力、信用與紀律」的沉重寓言。它展示了，當一個政權掌握了壟斷性的貨幣創造權力，卻缺乏相應的內在紀律和外部制衡時，會發生何等災難。這並非單純的技術失敗，而是絕對權力腐蝕絕對信用的經典案例。它留給後世中國的遺產是深遠的恐懼：明朝開國者見證了元鈔之害，轉而極端保守地退回實物經濟和白銀；而現代社會的我們，在面對信用貨幣體系時，元朝的教訓依然迴響——如何為那匹名為「貨幣發行權」的野馬，套上名為「獨立與紀律」的韁繩，是永恆的治理難題。

下集預告

紙幣的信用在廟堂之上崩潰，而帝國的實體財富，仍需依賴兩條巨大的動脈進行輸送：古老的京杭大運河與新開闢的東南海運。下一章，我們將探究：在馬背上得天下的元朝，如何改造大運河，又為何冒險開闢海運？這兩條並行的「輸血管」，如何支撐起龐大帝國的經濟軀體，又隱藏著哪些風險？




食貨志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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