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上週五取消四名反對派議員的議員資格，泛民馬上起哄，政局亂成一團，大家都在議論政府或建制派應否讓步，例如不追究被DQ議員的訟費、不一併進行議席補選、不再申請DQ議員等等。又或者泛民應否否決36億元教育撥款，以作報復。
這個情況讓我想起博弈論（Game Theory）中最有代表性的決策理論囚徒抉擇（Prisoner's Dilemma），意指個人最佳選擇，並非社會最佳選擇。
例子是甲乙囚徒被分開審問，如果兩人合作，拒不認罪，兩人只會判最短刑期的半年；其中一人作供出賣對方，對方會判10年刑期，自己會無罪開釋；兩人互相出賣的話，各判5年。但由於兩人無法溝通，大家都會想，一，若對方沉默、我背叛會讓我獲釋，所以會選擇出賣；二，若對方出賣我，我豈不是要判10年，所以也要指控對方才能得到較低的刑期。最終兩人都選擇出賣對方，兩人都判了5年，是個人最佳選擇，但並非這個兩人社會的最佳結局。
香港的政治狀況比較複雜，有四個玩家：中央、特首、建制派和反對派。每一方的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不一定有統一意志，就構成一個四方多派的混亂局面。
如果把囚徒抉擇應用到香港現時的狀況，最理想的抉擇是大家一起讓步，讓政治降溫，互相和氣合作，將出現一個多贏的局面。故此亦有一些政府消息人士喊話，叫建制派見好即收，不要去得太盡，以免破壞了特首林鄭努力爭取、得來不易的和諧局面。但問題就來了，在大家各自盤算之後，到底會否作出理性決定，鳴金收兵，還是對抗到底呢？
先講反對派。反對派可拆分出兩大支派：泛民和本土派；而泛民又分為激進泛民和傳統泛民。如今被DQ的四個議員全屬激進泛民和本土派。如果反對派有一個統一意志，可與建制派及中央講數，例如：「今次你放我一馬，不要去得太盡，不追究訟費、不再申請DQ議員、不修改議事規則。我可以承諾以後不拉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容許政府正常的撥款通過。」假如這個談判可以做得成，的確有可能可以達致一個理性的結局。不過，現實上，誰可以代表群龍無首的反對派呢？而出現這種和諧局面，也未必對趁亂上位的本土派有利，所以他們會叫政府放生他們，但卻不會承諾將來不鬧事。
再講政府。特首林鄭月娥當然不希望破壞與泛民初步達成的良好關係，所以是最想達成和解的一方。
第三講建制派。建制派會有多順從林鄭的說話呢？以補選為例，如果政府決定按反對派意見，把每個直選席位拆分補選，每次選一席，所有的補選議席將變成反對派的囊中物；反之，進行合併補選的話，在九龍西和新界東和有兩個席位出缺，建制派有機會各取一席。政府在補選上讓步，無疑是剝奪了建制派奪取兩席的機會，他們會否收貨呢？除非中央逼建制派讓步，否則，看不到他們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和解。
第四講到阿爺。回到之前提到的老問題，中央今天支持與反對派和解，是否代表反對派日後不會再拉布、不會狙擊政府，甚至在「廿三條」立法上讓步呢？
看完這四方的盤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使大家鳴金收兵，是一個對社會整體的理性行為，但在各自盤算後，各方都難作鳴金收兵的決定，最後淪為一個講實力、繼續鬥的遊戲。結論是如今和解的局面非常脆弱，不易維持。
盧永雄
早年和一個加拿大的長者高管一起去中國，他說起兩個故事。
他幾歲的孫女聽說他要去中國，感到相當興奮，因為在孫女的眼中，中國是一個玩具王國，孫女走進玩具百貨店時，見到差不多所有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所以在小小的心靈中，中國很好玩，因為中國到處是玩具。
老人家由「Made in China」講到Made in Japan(日本製造)，又講起另一個故事。在上世紀50年代老人家還是年青的時候，他有一次去買一件外套，上面寫著「Made in U.S.A」(美國製造)，他買了之後才發現被人搵了笨，原來日本有一個縣簡稱「U.S.A」，這其實是一件日本貨，但寫「Made in U.S.A」來誤導消費者。老人家說上世紀90年代覺得日本貨很高檔，但是再往前倒數40年，日本產品都要偽冒美國出產。
老人家既講出一個產業從不同地方輪轉的故事，亦都講起品牌價值（Brand equity)，其實背後是要看你生產甚麼東西出來，對消費者有價值。對他的孫女而言，小孩對不同國家並無成見，中國生產出的漂亮玩具，就覺得中國品牌很好了。香港想重新發展高階製造業，也要重新審視「Made in Hong Kong」這個香港品牌，究竟有何價值。
特區政府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在周一宣布以片區開發的發展模式，即一整片地塊發展，率先推出洪水橋新區內一幅達到10.5公頃的土地分區招標，借助私人力量開發產業及住宅土地。與此同時，政府又公布成立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負責營運洪水橋大約23公頃的產業園，特區政府明年初會落實注入起始資金，目標是產業園公司明年中正式投入運作。
如果按過去的做事方式，恐怕北都第一個區洪水橋，可能2028年都未有土地推出，但本屆政府大力加快發展步伐，盡快推出土地，並採取多管齊下的靈活方式，在3幅產業用地中加入「非價格建議」，如果入標者的發展策略性產業是龍頭企業，或者發展速度夠快、投資規模夠大、創造就業夠多的話，就會加分。
至於成立洪水橋產業園公司，用更靈活的方式加快發展。過去從工業邨公司開始，到搞數碼港和科技園，都是用公司的方式運作，公司由政府全資擁有，但用商業化的方式經營。
例如洪水橋產業公司會委任董事局及招聘行政總裁，負責公司運作，長遠是希望它可以自負盈虧。而產業園公司可以招標出售部分土地，供企業建設上蓋物業，亦可以「以土地參股方式」，和企業一起成立公司，共同開發和投資產業。這個政府公司以土地參股形式，可以減少投資方的地價負擔，並增強投資方的政府股東背景，都是一個創新的做法。
無論如何，香港北部都會區招商引資，會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內地很多產業園區都是有靈活的招商策略，可以低地價甚至是免地價開發，地方政府注重投資者能夠帶來多少新增的GDP，而不是那麼重視賣地收入。再加上內地的廠房建築成本遠比香港低，所以香港面對的競爭不低。
至於比較洪水橋產業園和新田科技城，新田科技城會集中搞創科產業，而政府定位洪水橋產業園，就會做高端製造業，按政府官員提出的例子，可以發展新興的建築業，例如組裝合成建築，或者是中成藥的保健品產業。產業園公司會在那23公頃土地中，劃出不同的產業片區分區發展。
無論如何，香港搞工廠，即使高度自動化，建築費和地價成本都較貴，但是在港生產可以有「Made in Hong Kong」的品牌，或許香港的品牌和30年前比較，已經沒有當年那麼吃香，特別是內地很多產業已經發展起來，甚至比香港更加先進，所以香港要更加進一步思考自身的品牌價值，例如藥品和保健品，由於要食入口，很多人對安全度的要求會更高，「Made in Hong Kong」還會有一定的市場。
香港發展高階製藥造業，不是沒得做，但是要對好焦，搞清楚自己的定位，知道香港的賣點，還是有發展空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