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將在勝者的一邊

今早看報後回想中二上歷史課的一幕，當時講到唐朝「玄武門之變」的故事。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附近與太子李建成衝突，結果把李建成和四弟齊王李元吉殺死。不久之後，李淵禪讓帝位，李世民登基，成為唐太宗。歷史講到太子李建成如何昏庸，組成太子黨逼害李世民，李世民被逼殺兄。

當年的我，對此已經十分懷疑。李世民後來成為極其成功的皇帝唐太宗，成功到中國人被稱為「唐人」。按傳統的儒家思想，殺親兄弟、逼父退位，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但當上皇帝的唐太宗會督促史官，寫對他有利的「史實」。歷史只為勝者而寫。

惹起我連番聯想的是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的一篇文章，題為《歷史將在香港的一邊》，肥佬黎講起賣壹週刊之事，我對文章的第一、二句，深感同意。黎智英劈頭就說，「賣仔莫摸頭，賣《壹週刊》是不可逆轉的宿命。」但對文章最後的兩句，則不敢苟同。他說「歷史將在我們一邊，歷史將在香港的一邊。」

搞一個傳媒，成功就是成功，失敗就是失敗。經營失敗之後，被逼賣盤。賣仔莫摸頭，不要依依不捨，這是一個無可奈何但理性現實的決定。但把商業行為美化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徑，還把自己捆綁成歷史的代表，就有點兒陳義過高了。套用武俠小說家古龍經常的造句方式：是那種人一定不可以寫歷史的呢？不是文盲，而是死人。一份雜誌結了業或者賣走了，便不能再寫歷史，往後成敗已與自己無關，無法再創高峰，再展輝煌了。  

關於《壹週刊》的敗亡，大家有不同的解釋。肥佬黎在文章的解釋是「《壹週刊》面對的衝擊更不止於瞬息萬變、翻天覆地的資訊科技革命。我敢誇口，環顧全球，沒有同業遇上過我們在採訪及廣告面對的杯葛制裁。」到底《壹週刊》的死因為何，可以逐一分析。

第一，杯葛制裁。這是一般人對《壹週刊》廣告劇減的解釋。親中派不在壹週刊落廣告是事實，但用這個理由去解釋《壹週刊》的失敗原因卻有點懶惰。我最近與一位前壹傳媒高層聊天，他亦提到這個原因。我反問他，如果香港的《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受到親中央的廣告商抵制，台灣應該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台灣的《蘋果日報》及《壹週刊》與香港一樣，這樣少廣告呢？那位高層為之語塞。

我們做科學實驗，都會有一個控制組（control group）。台灣的《壹週刊》就像控制組一樣，不受香港因素影響，但其命運卻與香港基本相同，至2017年3月底年度香港《壹週刊》廣告有5780萬元，比對上一年大跌46%，而同期台灣《壹週刊》廣告更差，只有4280萬元，比對上一年劇跌53%，不受抵制的台灣壹仔廣告跌得更多。當誇大了抵制的影響，就會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第二，數碼衝擊。數碼衝擊的確會有影響，不過，影響有多大呢？我有一個親身經驗，三年多前，《巴士的報》創刊的時候，《壹週刊》記者約我訪問，做一個當時新冒起的三大網媒的比較故事。記者約我在中大崇基學院做訪問。除了記者之外，還見到一名影相的攝影師和拍片的攝影師，據說會把訪問內容放上網。我很好奇地問記者，你們把採訪故事全放上網，還有人會花20元買雜誌嗎？記者答不到這個問題。我當時心想，他們為我如此濕碎的人物做訪問，出動到三個人，更把如此碎料也全數上網。如此採訪恐怕成本過高，效益會過低。由此可見，壹傳媒面對的所謂數碼衝擊，其實是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題。

   

第三，策略錯誤。《壹週刊》總編輯黃麗裳表示，《壹週刊》的轉型數碼化的策略可能有問題。她說，「現時回想，只能形容是不務正業，同行有無輸得咁慘呢？我哋過去投資好多令hit rate好啲，推數碼化，但響雜誌未必適合。」其實不單止《壹週刊》，整個壹傳媒，把很多平面傳媒體內容全部免費放上網。這樣做，就令到平面媒體的銷路跌得比同業快，但網絡廣告收入增長填不了平面媒體廣告驚人下跌的黑洞。看三年前的平面媒體廣告，還有15億，現在只剩5.6億，只剩三分之一。然而，網絡廣告在三年前已達到6.4億元，目前仍是6.5億，即是說，平面廣告過去在三年內急跌，而數碼廣告在三年前已經見頂。試問，這樣向數碼轉移的策略，是否正確呢？不見了的9.4億平面廣告用什麼去填? 媒體集團犧牲平面媒體去全面做網，就會得出災難性的結果。

傳媒行業永遠會面臨各種類型的政治和環境變化的衝擊，最終還是要看經營者的營運能力，才能走過環境變化的窄門，成為死人堆裏的倖存者。就算不做勝者，也要做生還者，因為歷史不是為敗亡者而寫。

盧永雄

高等法院上週五取消四名反對派議員的議員資格，泛民馬上起哄，政局亂成一團，大家都在議論政府或建制派應否讓步，例如不追究被DQ議員的訟費、不一併進行議席補選、不再申請DQ議員等等。又或者泛民應否否決36億元教育撥款，以作報復。

這個情況讓我想起博弈論（Game Theory）中最有代表性的決策理論囚徒抉擇（Prisoner's Dilemma），意指個人最佳選擇，並非社會最佳選擇。

例子是甲乙囚徒被分開審問，如果兩人合作，拒不認罪，兩人只會判最短刑期的半年；其中一人作供出賣對方，對方會判10年刑期，自己會無罪開釋；兩人互相出賣的話，各判5年。但由於兩人無法溝通，大家都會想，一，若對方沉默、我背叛會讓我獲釋，所以會選擇出賣；二，若對方出賣我，我豈不是要判10年，所以也要指控對方才能得到較低的刑期。最終兩人都選擇出賣對方，兩人都判了5年，是個人最佳選擇，但並非這個兩人社會的最佳結局。

香港的政治狀況比較複雜，有四個玩家：中央、特首、建制派和反對派。每一方的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不一定有統一意志，就構成一個四方多派的混亂局面。

如果把囚徒抉擇應用到香港現時的狀況，最理想的抉擇是大家一起讓步，讓政治降溫，互相和氣合作，將出現一個多贏的局面。故此亦有一些政府消息人士喊話，叫建制派見好即收，不要去得太盡，以免破壞了特首林鄭努力爭取、得來不易的和諧局面。但問題就來了，在大家各自盤算之後，到底會否作出理性決定，鳴金收兵，還是對抗到底呢？

先講反對派。反對派可拆分出兩大支派：泛民和本土派；而泛民又分為激進泛民和傳統泛民。如今被DQ的四個議員全屬激進泛民和本土派。如果反對派有一個統一意志，可與建制派及中央講數，例如：「今次你放我一馬，不要去得太盡，不追究訟費、不再申請DQ議員、不修改議事規則。我可以承諾以後不拉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容許政府正常的撥款通過。」假如這個談判可以做得成，的確有可能可以達致一個理性的結局。不過，現實上，誰可以代表群龍無首的反對派呢？而出現這種和諧局面，也未必對趁亂上位的本土派有利，所以他們會叫政府放生他們，但卻不會承諾將來不鬧事。

再講政府。特首林鄭月娥當然不希望破壞與泛民初步達成的良好關係，所以是最想達成和解的一方。

第三講建制派。建制派會有多順從林鄭的說話呢？以補選為例，如果政府決定按反對派意見，把每個直選席位拆分補選，每次選一席，所有的補選議席將變成反對派的囊中物；反之，進行合併補選的話，在九龍西和新界東和有兩個席位出缺，建制派有機會各取一席。政府在補選上讓步，無疑是剝奪了建制派奪取兩席的機會，他們會否收貨呢？除非中央逼建制派讓步，否則，看不到他們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和解。

第四講到阿爺。回到之前提到的老問題，中央今天支持與反對派和解，是否代表反對派日後不會再拉布、不會狙擊政府，甚至在「廿三條」立法上讓步呢？

看完這四方的盤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使大家鳴金收兵，是一個對社會整體的理性行為，但在各自盤算後，各方都難作鳴金收兵的決定，最後淪為一個講實力、繼續鬥的遊戲。結論是如今和解的局面非常脆弱，不易維持。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