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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看香港醫護罷工:利用特殊的職業綁架、要脅社會 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下)

博客文章

內地精英看香港醫護罷工:利用特殊的職業綁架、要脅社會 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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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看香港醫護罷工:利用特殊的職業綁架、要脅社會 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下)

2020年02月04日 13:33 最後更新:13:45

繼續看看內地精英網紅兔主席對香港醫護罷事件的分析,結論令人相當沮喪,他認為,也許是過於壓抑,也許是成長時得不到上一代的關愛和關注,也許社會基礎教育中缺乏正能量薰陶,使得香港青年一代的性格及人格成長看來很不健全,價值觀十分扭曲,行為已經無法為正常社會所理解。

以下為第二篇全文:

如何看待香港醫護罷工要求封關(二)醫護罷工與反中運動的相似之處

兔主席 20200203

接上文。

無論是發起罷工的激進青年醫護群體,還是市民,許多行為都與去年香港反中行為頗為相似。筆者以下做一總結。

1、反民主性

2、對政治及社會運動概念的理解極度膚淺

3、為自己的膽小齷齪尋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

4、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

5、“你的革命,他們埋單”——除“港奸”的“攬炒”思維

6、“市民表示理解”

7、“Collective psychopath”(集體的psychopath)

----------------正文開始------------------

1.反民主性

醫護罷工是一種危及最無辜最弱勢群體生命與健康的軟暴力,因此與一般行業的罷工還有不同,與去年暴徒打砸“死物”也有不同。醫護罷工已經構成針對人身的軟暴力。在疫情之下罷工,就是為了增大傷害。

這種行為模式如果推廣到其他行業,則士兵可以當逃兵,員警可以不執法,消防員可以不救火,任何一個群體都可以憑藉自己特殊的職業身份及對資源的主導,去要求社會強迫滿足他們提出的某項公共政策,這時,社會正常的理性溝通、民主討論、合作協商機制都無法再進行,而是陷入各式各樣的脅迫。如果社會就範,就是受制於少數群體暴政。顯然,這種利用特殊地位進行罷工要脅不但違反民主原理的,而且傷害民主運行。

但筆者以為,香港沒有成熟民主社會所必須的運行機制,非但沒有抵制和排斥這種反民主行為的能力,甚至市民對此都不會有任何意識。因為筆者以為,這只是一個遵紀守法、不隨地吐痰的東亞權威主義社會而已。

2.  對政治及社會運動概念的理解極度膚淺

醫管局員工陣線也一樣。他們將自己的罷工描述為“產業行動”,這是勞工行動的舶來概念,,即“industrial action”。他們打算通過這種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為了保護特定行業勞工利益的,是工會行為,但不涉及更廣泛的意義。

要指出,“工會行動“與更廣泛意義的政治參與是不同的。

合理的“工會行動”應當只針對自身行業的利益與福祉,典型議題包括薪酬、假期、勞動保護等,一般只與雇主進行,偶爾也會針對特定領域的政策制定者。

更廣泛意義的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就超出自身行業的更廣泛議題做政治表達。比如說,如果醫護人員去年參加修例運動,就屬於更廣泛的政治參與。

但這次醫護罷工的核心訴求是對內地“封關”。封關涉及到大量其他行業及領域的人群(包括大量往來內地與香港的本地人),影響到各行各業(例如各種基層經濟),是一項典型的需要由公眾集體商討、公共治理者考量各方面利益下決策的公共政策。全香港社會公民和利益攸關者都應該有發言權。雖限制入關人流是一個大的共識,但不同行業、群體、利益攸關者的具體立場和政策建議可能是不同的。

這首先就不應當由醫護這樣一個特定的職業群體來決定(何況他們只占醫管局醫護群體的十分之一),更不能接受他們通過罷工行動來挾持。

而把這種只對廣義公共政策的激進行動視為工會的“產業行動”也十分可笑,從上到下透露著無知。

去年以來,整個香港反中運動裡最煩人的就是年輕人濫用著各種他們完全不瞭解的西方舶來概念,只求給自己貼上好看的標籤——從“公民抗命”、“非暴力”,“言論自由”、“人權”、到“法治”。

3.  為自己的膽小齷齪尋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

去年的反中運動,香港年輕反對派都戴口罩上街。他們只是不敢暴露自己身份,不願意承擔責任,希望隨時能夠回到正常社會而已。因此,選擇以匿名的方式參與運動。對於歷史上真正的革命者而言,“口罩革命”的背後就是一群小丑和懦夫。

但他們會想方設法為自己正名,稱自己面對的是“最邪惡的暴政”,一旦身份暴露就會在日後遭受各種折磨,在對抗如此強大的邪惡力量時,為了保護自我,保存“革命火種”,戴口罩是必要的。這就為懦夫行為找到了光明正大的藉口。

這次醫護罷工,明眼人都知道他們是貪生怕死,臨陣逃脫,充當逃兵。

在醫管局員工陣線記者發佈會上,主席余慧明聲淚俱下的講了這麼一個感人故事。她一位醫護朋友剛剛生下女兒,丈夫被抽中“生死簽”,進入了隔離病房,收治了一宗疑似病例。“我朋友每一晚抱住女兒在哭,不知道丈夫能不能回家。”“面對天災,每一位元醫護都會做好天職,但面對人禍,是不是要多幾位謝婉雯醫生才肯收手?”

這位余慧明主席感動壞了,痛哭流涕。

在正常社會看來,在抗疫最關鍵時刻(也是社會最需要醫護的時候),醫生離開家人,冒著個人危險,前往一線救死扶傷,一方面令人感動和敬佩,一方面也是應該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他們的天職。大年三十外地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在內地喚起的就是這種感動,是一種正能量。

對於香港年輕醫護來說,這種事情就不應該發生,他們不願意承擔自己的天職,不願意冒個人風險。筆者相信,在私下,即便是最勇敢的醫生也不希望落入這種境地,但他們知道這是天職,是應當做的事情。而香港醫護可以公開地對自己陷入這種境地進行抱怨。

他們不斷地說,“醫務罷工並不是貪生怕死”,“不是臨陣逃脫”,“這是我們的天職”,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已。和反中運動的“手足”們戴口罩一樣,這僅僅只是沒有擔當、膽小、懦弱而已。但還要給自己找光明正大的理由。

理由有二,一是這次疫病是輸入性的,來自中國內地(所有這些醫護管中國都叫中國)。和香港沒有關係。他們不認為自己救助中國內地病人的業務,不希望救治中國內地輸入的病疫(無論內地人還是港人),同時更加不會對中華大地抗疫有一絲一毫的同情和支持,完全認為這是其他國家的事情。二是認為疫病是“人禍”,是妖魔化的內地政府的責任導致。不應當由無辜的香港醫護買單。

醫護的職責是救死扶傷,不問病人身份,不問病患出處。這是基本道德原則。香港這些醫護卻能公然地將這些病患出處作為罷工的理由,還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者,並偽善地說自己願意承擔天職。真是“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筆者眼中這就是一群齷齪小人。

4.  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

醫管局員工陣線在提罷工時有一句話不離嘴的,就是“(罷工的)一切責任都在(特區)政府”,“我們是被逼上絕境”。他們知道自己罷工行為是不妥的,因此就無時不刻不在為罷工找理由,將全部責任推到香港政府身上。

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外,還有惡人先告狀,稱是當權者(特區政府)在“道德綁架前線醫護”,把醫護逼到這個境地。

罷工組織者提到這些論點時都是聲淚俱下義憤填膺。

這和去年反中運動中的暴徒是一樣的。當他們大肆破壞,打砸燒並“私了”異見者時,也會認為一切責任都在政府。一個剛剛打砸完交通燈、破壞中資商鋪、對員警扔汽油彈的“勇武”會聲淚俱下的說:“是政府把我們逼上絕路”,“我們已經退無可退。”“我們是為了香港的未來,如果香港還有未來的話。”

還聲淚俱下,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

這個社會的年輕人的道德及人格之不健全及扭曲令人震驚。他們本來是成人,是有行為能力的,是要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的,但卻能夠把這種倫理責任完全、完整地“外化”,推給協力廠商即政府,為自己進行道德洗地,並且還認為光明正大。

5.“你的革命,他們埋單”——除“港奸”的“攬炒”思維

在所有的政治抗議活動裡,往往成本代價都是由其他人承擔的。

例如去年以來的激進反中運動,驅動者是年輕人及中產,最後成本代價由基層經濟的業主及雇員承擔,傷及的是弱勢階層。

醫護罷工運動,傷及的是經濟上最弱勢的病患群體。 

為了給自己道德洗地,不但要把自己卑劣的行為和光明正大聯繫在一起,並且還要把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包括受害者,打成是香港的敵人。

在整個反中運動裡,“抓港奸”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這個主題可能是內地人不容易注意的。

在反對派看來,“港奸”就是因為“自私自利”、懦弱,或者利益熏心,而沒有占到反中的陣營一邊。他們要麼“收了大陸的錢“,要在大陸做生意,或者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反中事業所影響(例如”三罷“時還要堅持為了自己的飯碗上班)。反對派認為這些人是香港的敵人。所以,相對於內地而言,被認為是代理北京的港府和港警才是更大的敵人。

“攬炒”思維是一樣的。不讓你開店、返工,都是為了你的前途。香港的前途,是幫助你更長遠的利益。你只是因為自私和蒙蔽,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香港社會的長遠未來。香港社會就是因為你們這種自私的人的存在,所以沒有未來。

因此,在他們看來,那些這時還吵著嚷著要去醫院看病,反對醫護罷工的人,就是香港未來的敵人,就是港奸。對這群沒救的人只能“攬炒”。

這種思維和反中運動一脈相承。

6.“市民表示理解”

醫護人員如果真的長期罷工,影響到社會正常運行,筆者相信市民也會反對。

但如果只是短期的罷工,儘管道德扭曲,嚴重違背醫護倫理,並且為少數人綁架社會這種做法打開了窗戶,但市民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

筆者模擬一下:

“確實對看病有些不方便,這幾天就儘量避免咯。”

“儘量做好個人健康防護,這段時間避免去醫院咯。”

“表達訴求可以,但如果給病人造成不方便,可能確實不太好。但對他們的行動可以理解。”

“政府太過無能,導致今天發生的事情。”

“政府為什麼不同他們的對話呢,聽聽他們的訴求。”

“他們是被政府逼的。”

“能有這樣的勇氣來表達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也是為香港好。”

筆者以為,香港市民實際上非常自私。只要不觸及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不會出來干涉。醫護罷工傷及的就是最少部分弱勢群體而已,和大部分人沒有關係,那他們幹什麼要站出來譴責呢。如果說有誰要承擔責任,收拾局面,那就是政府唄。

這就是很多香港市民的心態。

7.“Collective psychopath”(集體的psychopath)

看似正常,但又滿嘴謊言、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缺乏基礎的同理心、缺乏內疚感、基本的是非不分、善於操縱和利用他人、有訴諸暴力的衝動、持續性的無聊……

這是什麼特徵?懂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psychopath。筆者一直認為今日的香港社會有嚴重的精神病態成分,呈現的是一種集體的psychopath特徵,是一個psychopathic的社會。

就行業而言,護工一般來說是人口中psychopath占比最低的行業(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同理心的行業),是愛心集結地。但看到反中運動以來許多青年醫護的行為,讓人看到社會的戾氣、扭曲、陰暗和負能量的程度。

也許是過於壓抑,也許是成長時得不到上一代的關愛和關注,也許社會基礎教育中缺乏正能量薰陶,使得香港青年一代的性格及人格成長看來很不健全,價值觀十分扭曲,行為已經無法為正常社會所理解。

今天寫到這裡。

(全文結束)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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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所為何事?

2024年04月18日 11:52 最後更新:12:13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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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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