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日軍失去人性的原因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淞滬會戰失利，其後南京失守。在南京保衛戰期間，日軍在戰場上俘虜了數萬中國官兵，最終在日軍高層授意下被集體屠殺。中國軍隊全面敗逃，為了逃脫換上平民衣服混進民間，日軍再徹底搜捕這堆潰兵，一有嫌疑就捉，最終逃避不了屠殺命運。

日本歷史學家洞富雄《南京大虐殺》指出，日軍由12月13日攻佔南京開始之時，日軍搜捕潰兵，數萬中國平民受牽連一同被屠殺，在此後的大約六個星期，日軍在城內外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軍殺死滅口。據專家指，當時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20萬至30萬人以上。

1938年國民黨發表的《日寇暴行實錄》其中一張相片，展示日軍活埋民眾 (網上圖片)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究竟日本士兵為什麼會完全脫離人類基本的行為規範？為什麼日本軍官允許甚至鼓勵這種失控行為？可試從日本的歷史，來了解日軍的所作所為的根本原因。

日本報章當時報道兩名軍官在南京時「殺人比賽」(網上圖片)

在侵華期間的日本人，民族特質已經由千年社會制度鍛造出來。制度下，社會等級的確立和維持會通過軍事鬥爭實現。千百年來，日本列島上強大諸侯都僱用私人軍隊，互相征戰；到了中世紀，這些軍隊逐漸演變為日本社會獨特的武士階層，他們的行為規範被稱為「武士道」，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無上的榮譽。

除了對其統治者應盡「為國捐軀，無上光榮」的「義務」，日本武士行為規範嚴苛，在道義上，如果沒能光榮完成軍事任務，就要在眾人面前，施展剖腹儀式，大無畏地自殺。這種武士道精神到了18世紀時的現代化戰爭發揮到極致，逐漸滲透到日本文化，獲很多年輕男子尊崇及遵循。從二戰日本面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當中，神風突擊隊執行自殺式任務，戰機直衝美艦，日本青年這種誓死效忠天皇、隨時準備獻身的行為，為西方留下深刻印象。

神風突擊隊成員平均年齡17歲 (網上圖片)

另一種塑造日本民族這「特殊行為」來自於它的孤立以及西方衝擊。15世紀末16世紀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統治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原意保護日本免受外部侵擾，結果事與願違，造成日本社會與正在發生工業革命的歐洲完全隔絕，新技術無從傳入，威脅國家安全。在長達250年的時間裡，日本的軍事技術一直停留冷兵器及火槍水平。到了19世紀列強全球擴張，當時美國大規模以武力展示震懾日本，逼其開放通商口岸。德川貴族階級匆忙藏好細軟準備想應戰時，最終不得不承認美國軍事技術優勢，接受美國要求。美國再為英、俄、法及德等國，打開了與日本通商之門。

據了解，此次蒙羞在日本民族心中留下強烈怨恨，日本當權精英中，部分人敦促領導階層安撫入侵者，師夷長技，徐圖復仇大計：與外國保持交流，學習他們的軍事訓練方法與戰術，等我們（日本）各藩屬國團結如一時，就可以走出去，將外國的土地分封給戰功卓越的將士；這樣士兵們將會勇猛果敢，那時我們再宣戰也不遲。這觀點雖然未公開流行，卻頗有預見性：不僅預示日本將要奉行的戰略，還描述了日本人長期以來認為生命屬於國家而非個人的理念。

現世存有大量「南京大屠殺」的相片 (網上圖片)

日本近代史學家指出，日軍對士兵實施的「非人性教育」，認為只有在「私下制裁」名義下通過暴力以及精神侮辱的手段才能打造出堅強的部隊。本已否定了個人人格的軍隊，壓抑人性，士兵累積在心中的抑鬱，在戰爭中轉化為對弱者的欺凌，殺戮中國手無寸鐵的民眾。

香港海員大罷工又有「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第一怒濤」之稱，其成功的因由少不了各界的合作，更多是眾多領導人物的不辭勞苦，如今期介紹的蘇兆徵。

蘇兆徵 (網上圖片)

蘇兆徵出生於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市)。因為家境貧苦，為了謀生，他18歲就赴香港在一外輪當苦力。香港海員這個群體經常涉足世界各地，來往於各國港口，接觸廣泛，見多識廣，消息靈通，蘇兆徵較早地受到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這使他思想比較先進，熱心於革命事業，為他建立日後成為工運領導的良好基礎。

中華全國總工會會旗 (網上圖片)

1908年，蘇兆徵加入中國同盟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他和其他海員一起，冒著生命危險，為革命黨人傳遞消息，秘密運送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為革命黨人籌集活動經費；有時革命黨人遇到密探追捕，海員們便機智地掩護和幫助他們脫險。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徽章 (網上圖片)

有一次，革命黨人計畫在廣東境內發動武裝起義，要求蘇兆徵等海員協助其運送一批軍火。於是海員們製造了一批箱子，把武器藏在裡面，偽裝成一些大人物的行李物品,在箱子外面故意貼上某某大人物的名片，放在船上顯眼的位置。海關等有關人員雖然看見箱子，卻不敢貿然打開檢查，生怕冒犯了大人物。船到了香港後，海員們便說要送去某某大酒店交給某某大人物，有關方面人員也不敢阻攔。就這樣，這批軍火就這樣順利地過了關，安全、及時地交到了革命黨人手中。

蘇兆徵臥室及讀書處 (網上圖片)

1921年3月，蘇兆徵和林偉民等人宣導，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員舉行的大罷工中，蘇兆徵被選為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和談判代表之一，接著任代理海員工會會長。

省港大罷工油畫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所有從香港開往廣州、江門、梧州等地的內河輪船，以及外埠開到香港的英、法、日、荷、美等國的海洋輪船，「霹靂一聲，一致罷工」。初時，罷工的輪船有90多艘，罷工人數約1500人。罷工的第二天，棄船登岸的海員工人，紛紛乘坐火車離港回廣州。停泊在港的大小輪船，頓時煙消火滅，空舟自橫，全無聲息。一星期內，罷工迅速擴大，並逐漸蔓延到汕頭、北海、瓊州、江門等地，還影響到新加坡、暹羅、上海等地港口。參加罷工的輪船增至123艘，罷工人數增到約6500人。至2月10日止，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增至168艘，貨物26萬餘噸。其中英船76艘，貨物12.7萬多噸。

蘇兆徵遺囑。由蘇兆徵口述，鄧穎超代筆。(網上圖片)

罷工使5條太平洋航線和9條近海航線陷於癱瘓，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遭到沉重打擊。至3月初，香港各行業工人紛紛支持海員工人的鬥爭，使這次大罷工發展成為香港工人同盟總罷工，罷工人數逾10萬人，其中海員約2萬餘人。全港各行業工人的總同盟罷工，使整個香港航運全部癱瘓，市內交通中斷，生產停頓，商店關門，秩序大亂，人心惶惶。港英當局驚呼：香港海員罷工「陷於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

蘇兆徵故居 (網上圖片)

位於珠海的兆徵紀念學校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持續了56天，蘇兆徵等領導人與廣大海員團結在一起，群策群力，立場堅定，始終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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