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拒絕工作簽證申請與新聞自由何幹?

前些日子，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依據特區有關法律拒絕了一名彭博社記者的工作簽證申請。這一平常事卻被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和國際記者聯盟（IFJ）視為「非常事」，他們發表所謂聲明，對此說三道四，並攻擊香港的新聞自由。然而，稍稍看看這些聲明，就不難發現其邏輯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其言論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簽證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根據「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有權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簽證申請作出決定，不能因申請者的職業身份不同就要求有特殊待遇。香港《入境條例》明確規定了入境處有權拒絕他人入境香港的申請。同時，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在拒絕簽證申請時都不會作出詳細的解釋。何況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記者聯盟自己也承認，該名彭博社記者於2020年12月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拘留，2021年7月被逮捕，2022年被保釋。保釋意味著案件程序尚未結束，說明該記者仍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於這樣的一名申請者，入境處在處理時依法作出決定，拒絕批出工作簽證不是合情合理嗎？難道因為其表面身份是記者就可以無視法律的規定，必須享受特殊待遇而無條件讓其入境香港工作？這種要求對其給予特殊待遇、高人一等的做法，顯然是違背法治精神的。

其次，國際記者聯盟的聲明明顯有著雙重標準。打開國際記者聯盟網站查看其發表的聲明或新聞稿可以發現，其中多涉及亞洲、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卻鮮有涉及美國和英國。是他們的新聞自由完美無瑕嗎？當然不是。美國新聞自由記錄網站數據顯示，2024年尚未過半，美國被捕或拘留的記者人數就已經超過了過去兩年的總和。最近，兩名英國攝影記者在報道一場生態抗議和一場親巴勒斯坦示威時被捕，後者的被捕甚至發生在抗議活動開始之前。對此，國際記者聯盟選擇了沉默。而此前，美國和英國等百般刁難中國媒體派駐當地的機構，或出台歧視性措施，或吊銷廣播許可，或進行突擊搜查，粗暴侵犯媒體和記者的合法權益，卻未見國際記者聯盟「仗義執言」。這種明顯的政治傾向性不得不讓人對其聲明存疑。

再次，新聞自由應在法治框架內正確行使。新聞自由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但逾越法律邊界或不當行使只會帶來嚴重後果。港版「顏色革命」期間，「記協」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包庇暴徒攻擊警方，勾結亂港政客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還以所謂「人人都是記者」為藉口濫發記者證，變相鼓動青少年到暴亂現場，直接導致不少對傳媒工作還不瞭解的年輕人身陷險境，助推了社會動蕩。今年3月，彭博社行使其「新聞自由」權利，刊發所謂「香港 23條立法建議倡禁Telegram、Signal」「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公眾咨詢列出 Facebook、YouTube 禁令」的虛假報道，引發了公眾的誤解和恐慌。雖然彭博社撤回原報道並道歉，但其造成的惡劣影響卻難以消除。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當有涉及記者的執法行動，他們都會借此拋出香港新聞自由受損的議題，但事實卻是，香港的新聞機構運作良好，新聞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更多境外新聞媒體從業者進入香港。僅2021年4月，駐港外媒就有628名持工作簽證外籍員工，相較2020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為18.5%，其中《經濟學人》在港外籍員工人數就增加了22%。可見，只要是真的遵守香港法律，真正從事新聞報道，境外記者在香港工作根本不會受到任何限制，香港依然是國際媒體的重要基地。

所謂的聲明再次讓世人看到某些外部勢力為了唱衰、抹黑香港，真是黔驢技窮、煞費苦心，所謂拒絕記者工作簽注申請表明香港新聞自由受損只是他們捕風捉影、顛倒黑白的又一次拙劣表演罷了。讓那些借記者之名行搞亂香港之實的人自由出入香港，絕非新聞自由之福、香港之福。特區政府依法行使權力無可厚非，外部勢力的這些聒噪可以休矣！

 青平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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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平

在黎智英因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等罪名被香港特區高等法院依法定罪後，部分美西方政客罔顧事實，拋出「政治犯」「政治檢控」等虛假論調。這一說法既違背國際法基本準則，也與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完全不符。事實上，黎智英的行為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及香港本地法律，其罪行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犯罪，而絕非「政治異見」；對其審判是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行為，完全符合國際法基本原則與司法公正標準。

由於各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法律和政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國際法上對於「政治犯」的概念至今沒有明確、統一的界定標準。但經過長期的國際實踐與學界共識，已形成基本的認定標準與排除範疇。對「政治犯」的界定始終圍繞「和平表達」與「不危害國家安全」兩大核心，其適用需滿足兩個關鍵條件：一是行為基於政治信念表達，未採取暴力手段；二是未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具有明顯的「利他性」與「和平性」特徵。而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早已被國際社會排除在「政治犯」範疇之外。

黎智英的所作所為與「政治犯」的核心內涵完全背離

從行為性質來看，黎智英的行為並非「和平政治表達」，而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政治犯」的核心特徵是和平表達政治信念，不損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而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屬於「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等的嚴重犯罪，直接侵犯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與「政治犯」的「和平性」「利他性」特徵完全背離。這種行為在任何國家都會被認定為刑事犯罪，絕非所謂「政治異見」。

從國際法排除規則來看，黎智英的罪行屬於非「政治犯」範疇。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符合香港國安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顯然不屬於「政治犯」；外國勢力扶植黎智英為反中亂港代理人，資助亂港活動，亦違反了「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叛國、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是各國刑法普遍嚴厲打擊的對象，絕非所謂「政治檢控」。

從司法程序來看，黎智英案審判過程完全公平公正公開，無任何政治動機介入。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了公正審判、辯護權等訴訟權利，黎智英案的審理過程嚴格遵守這些規定。庭審過程全部公開，黎智英本人出庭作供52天，享有完整的辯護權，各方均有法律代表，且無任何一方提出受到不公平待遇；法庭最終頒下855頁公開裁決理由，詳細說明法律適用與證據分析，完全符合香港普通法的司法程式。所謂「政治檢控」的說法，既是對香港司法獨立的刻意抹黑，也是對國際法司法公正原則的無視。

利用「政治犯」概念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的行為無恥且卑劣

國際法中設置「政治犯」的本意是對實施了犯罪行為但具有正當政治目的的人士予以人道保護，使其不受迫害，並保護各國的主權利益。同時，任何國家都有權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這一正當權利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與抹黑。然而少數國家、群體或個人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利用模糊的「政治犯」概念，為其政治代理人張目脫罪，並打著「人權」「民主」「自由」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妨礙他國獨立行使司法權。這種卑劣行徑早已被世界各國人民看穿，註定只會遭到堅決反對和徹底失敗，最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任何企圖將黎智英包裝為「政治犯」、將依法審判歪曲為「政治檢控」的論調，都是對事實的刻意歪曲和對國際規則的公然無視。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與相關案件的公正審判，既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香港市民合法權益、實現香港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不容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