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法規則看清黎智英案 絕非「政治檢控」

作者：青平

在黎智英因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等罪名被香港特區高等法院依法定罪後，部分美西方政客罔顧事實，拋出「政治犯」「政治檢控」等虛假論調。這一說法既違背國際法基本準則，也與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完全不符。事實上，黎智英的行為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及香港本地法律，其罪行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犯罪，而絕非「政治異見」；對其審判是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行為，完全符合國際法基本原則與司法公正標準。

由於各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法律和政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國際法上對於「政治犯」的概念至今沒有明確、統一的界定標準。但經過長期的國際實踐與學界共識，已形成基本的認定標準與排除範疇。對「政治犯」的界定始終圍繞「和平表達」與「不危害國家安全」兩大核心，其適用需滿足兩個關鍵條件：一是行為基於政治信念表達，未採取暴力手段；二是未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具有明顯的「利他性」與「和平性」特徵。而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早已被國際社會排除在「政治犯」範疇之外。

黎智英的所作所為與「政治犯」的核心內涵完全背離

從行為性質來看，黎智英的行為並非「和平政治表達」，而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政治犯」的核心特徵是和平表達政治信念，不損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而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屬於「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等的嚴重犯罪，直接侵犯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與「政治犯」的「和平性」「利他性」特徵完全背離。這種行為在任何國家都會被認定為刑事犯罪，絕非所謂「政治異見」。

從國際法排除規則來看，黎智英的罪行屬於非「政治犯」範疇。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符合香港國安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顯然不屬於「政治犯」；外國勢力扶植黎智英為反中亂港代理人，資助亂港活動，亦違反了「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叛國、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是各國刑法普遍嚴厲打擊的對象，絕非所謂「政治檢控」。

從司法程序來看，黎智英案審判過程完全公平公正公開，無任何政治動機介入。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了公正審判、辯護權等訴訟權利，黎智英案的審理過程嚴格遵守這些規定。庭審過程全部公開，黎智英本人出庭作供52天，享有完整的辯護權，各方均有法律代表，且無任何一方提出受到不公平待遇；法庭最終頒下855頁公開裁決理由，詳細說明法律適用與證據分析，完全符合香港普通法的司法程式。所謂「政治檢控」的說法，既是對香港司法獨立的刻意抹黑，也是對國際法司法公正原則的無視。

利用「政治犯」概念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的行為無恥且卑劣

國際法中設置「政治犯」的本意是對實施了犯罪行為但具有正當政治目的的人士予以人道保護，使其不受迫害，並保護各國的主權利益。同時，任何國家都有權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這一正當權利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與抹黑。然而少數國家、群體或個人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利用模糊的「政治犯」概念，為其政治代理人張目脫罪，並打著「人權」「民主」「自由」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妨礙他國獨立行使司法權。這種卑劣行徑早已被世界各國人民看穿，註定只會遭到堅決反對和徹底失敗，最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任何企圖將黎智英包裝為「政治犯」、將依法審判歪曲為「政治檢控」的論調，都是對事實的刻意歪曲和對國際規則的公然無視。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與相關案件的公正審判，既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香港市民合法權益、實現香港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不容置喙。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陳嘉瑜

香港特區高等法院2月9日宣判，黎智英因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被判監禁20年。長期挺黎的《華爾街日報》立馬刊發《黎智英被判處死刑》的評論文章。且不說其標題的誤導性，引起筆者注意的是內文提到有5名美國國會議員已提名黎智英角逐202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文章稱，「沒有人比他更配得上這個獎項」。

在筆者的觀察中，美國國會議員並非首次為黎智英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但年年提名皆以失敗告終，卻仍樂此不疲。這種「鍥而不捨」的姿態引人深思：黎智英究竟有何價值，值得他們如此「執著」？

懷著巨大的好奇心，筆者翻查了有關提名的出處——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網站，卻發現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結果：「尊貴的」美國國會議員們根本就沒有認真對待過黎智英！所謂給黎智英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笑話！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提名內容年復一年毫無新意。在通常不到200字的介紹中，美國國會議員對黎智英的描述始終停留在《蘋果日報》創辦人、「批評政府」等空乏詞語上，2023年的48字介紹甚至僅為「黃毛小子」黃之鋒的一半。今年略增加了「全球非暴力抵抗集權主義的象徵」或「通過自由媒體維護和平、民主、法治」幾句空洞的吹捧，但行文一如既往地潦草敷衍，彷彿只是為完成某項任務而勉強為之。這種應付了事的態度，與其說是對黎智英的「聲援」，不如說是一場政治表演和例牌動作。

其次，提名聯署人數寥寥，且來來回回都是那幾個人。美國國會共有500多名議員，但參與提名黎智英的僅有2至5人。以2024年為例，僅Christopher H. Smith和Jeffrey A. Merkley兩人聯名，其他年份也多是如James P. McGovern、John Moolenaar等長期持反華立場的政客。更諷刺的是，只要提名名單中有一名民主黨議員和一名共和黨議員，這些政客便敢宣稱此舉代表美國國會的「跨黨派共識」。這種將個別人士的共謀包裝成多數人意見的手法，無疑是對民主程序的嘲諷。

最關鍵的是，提名時間屢次刻意錯過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截止日期。根據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規則，每年的1月31日為提名當年候選人的截止日。作為資深政客，這些有頭有臉的國會議員不應該不知道這項規則。然而筆者翻查發現，除了2024年以外，美國國會議員全都是在當年截止日期之後對黎作出提名（例如，2023年的提名日期是2月2日，2026年的提名日期是2月4日）。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意味著有關提名根本不符合角逐當年獎項的資格。這種明知故犯的「遲到提名」，讓人不得不懷疑到底這些政客是真心為黎智英「爭取榮譽」，還是借提名之名行干涉中國內政之實。

這場年復一年上演的提名鬧劇暴露了美西方某些勢力對華策略的虛偽性與無力感。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門檻極低，大學校長、多學科教授均可參與，但即便如此，黎智英的提名仍被如此草率對待。這不禁讓人質疑：若美西方政客連一項象徵性的獎項都不願認真運作，又何談為其公開施壓「釋放黎智英」？美西方的支持恐怕就僅僅體現在「聲援」上而已。黎智英及「撈黎」勢力若仍幻想靠外部勢力脫罪，無異於痴人說夢。該醒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