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火自焚？日揆公然否認《中日聯合聲明》 中方：一中原則是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參議員濱田聰上周二（11日）在內閣會議上向首相石破茂提出質詢，指日本與台灣地方政府或議會等交流時，北京常以日本違反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提出抗議，問日本政府能否容許這情況，石破茂在內閣會議通過的答辯書指，《中日聯合聲明》不具法律約束力，並稱日本歷代內閣的立場都是如此。

此話一出，不僅在中國國內引發群情激憤，怒斥日本政府言而無信、背信棄義，國際輿論也震動起來。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此回應稱，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一個中國原則」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日本首相石破茂。（AP圖片)

197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關鍵時期。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與總理周恩來共同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這份聲明不僅標誌著兩國正式結束敵對狀態，更明確奠定了兩國外交關係的基石。

當中最關鍵一句話是：「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並尊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日本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重要體現。

這份聲明，在國際法上屬於政治文件而非正式條約，但作為兩國政府的正式承諾。換句話說，日方遵守《中日聯合聲明》，不僅是政治承諾，更是其國際信譽的體現。然而，50多年後，日本政府竟突然聲稱這份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試圖撇清為「過時文件」，無疑是測試中國的底線。

1972 中日共同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

據軍事領域作家「大觀國研」分析，日本此舉絕非無的放矢，背後既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政治的考量。

觀乎今次日本政府的言論，是源於一名國會議員的質詢，當時議員關注的是面對當今複雜台海局勢，日本是否仍應恪守聲明中的涉台立場。日本政府的回應耐人尋味，不僅聲稱《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還強調這不影響日本地方議員赴台活動的合法性。

分析認為，這是一種刻意的政治訊號。近年，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動作頻頻，無論是支持日本地方政客赴台，或在「台海安全」議題上大做文章，都在踐踏一個中國的底線，揭露出日本企圖借台灣問題打開外交新空間的野心，也是顯然在迎合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戰略佈局。

近年，美國在印太地區拉攏盟友圍堵中國，日本當然加緊炒作台灣問題，藉此向美國遞投名狀，以換取在區域事務中更大的話語權。

再者，目前日本國內政壇有右傾化趨勢，有政治人物企圖透過炒作台灣議題來撈取政治資本。惟這種短視的政治操作，既是對中國的挑釁，也是對日本自身利益的損害。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也迅速強硬回應，明確表示日本政府企圖淡化歷史承諾、誤導日本民眾，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訊號，不僅嚴重違背《中日聯合聲明》的核心精神，更直接危及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毛寧強調，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簽訂《中日聯合聲明》，日方在聲明中作出過明確承諾，即「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開羅宣言》明白無誤地要求將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

毛寧指，「上述文件不僅是對台灣屬於中國這一事實的確認，而且是同盟國與日本之間結束戰爭狀態、構建亞太戰後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當然具有法律約束力。」

有專家指，中國在台灣議題上的立場向來堅定，不容許任何形式的妥協。無論是透過外交斡旋或經濟制裁，中國都有足夠手段讓日本為其挑釁行為付出代價，極可能對中日經貿關係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因中國可能在經濟、外交等層面進行反制。數據顯示，2023年中日貿易總額高達3180億美元，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之一。若日本執意挑釁中國核心利益，勢必引火自焚。

另一方面，今次亦為國際社會敲響警鐘，因為在國際法架構下，外交聲明雖與正式條約不同，但作為國家間的正式承諾，同樣具高度的政治約束力。如果日本政府能夠隨意推翻，其國際信譽勢必大打折扣，日本與他國簽署的國際協議，恐怕也會引起各國不安。

簡言之，隨著中美博弈加劇，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不負責任的言論，勢必引發地緣政治不穩定，更會反噬其身。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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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小時候就已經有到過動物園遊玩，但有否想過，原來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華夏大地的統治者已擁有規模驚人的「皇家動物園」？到底當時園內又會有什麼奇珍異獸？內地專家近日在河南安陽殷墟王陵區的考古發現，就為問題提供了震撼的答案。

在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團隊公佈了殷墟王陵區的新發現。

這不僅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工飼養野生動物群，更透過祭祀坑中動物遺骸的擺放方式、伴隨物及奇特痕跡，揭開了商王室如何透過掌控自然生靈，來展現其通天權力與龐大資源網絡。

在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團隊公佈了殷墟王陵區的新發現。考古人員新清理了19座中小型祭祀坑，其中13座出土了令人驚訝的大量野生動物骨骼。這份「動物名單」讀起來宛如上古中原的「動物圖鑑」：聖水牛、鹿、獐、狍、狼、虎、豹、狐狸、鬣羚、野豬、豪豬，以及天鵝、鶴、雁、隼、雕等至少五個種屬的鳥類。 

考古人員新清理了19座中小型祭祀坑，其中13座出土了令人驚訝的大量野生動物骨骼。

然而，最關鍵的證據並非骨骼本身，而是與之相伴出土的29件銅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瀟檬指出，部分野生動物個體的頸部掛有銅鈴，這強烈暗示牠們「可能並非臨時狩獵所得，應是商王等高級貴族在他們園囿中專門飼養的珍禽異獸」。

試想，頸繫銅鈴的猛虎或雄鷹，顯然是經過長期飼養 、便於管理的狀態。這直接將「園囿」（古代對飼養動物園林的稱呼）的概念，實物證據向前推至商代晚期。

此次發現的動物遺存，呈現出「集中出現與標準化處理」的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分析認為，這暗示著商代可能已形成「完善的野生動物獲取、飼養與管理體系」。

換言之，從捕獲、運送、馴養到最終用於祭祀，可能存在一套專人負責的流程與制度。這並非簡單的飼養寵物，而是國家級別的資源管控與禮儀準備。

同樣體現這種嚴格制度的，還有同區域大型祭祀坑中的發現。除了野生動物，坑中還有人、象、馬等骨骼，其中馬的數量最多。一個極具規律性的細節是：各坑馬的數目均為偶數。此外，部分馬匹的頭骨頂部，存在大小不一的凹陷坑。

這些絕非偶然的跡象。偶數可能符合某種祭祀儀式對稱、成雙的禮制要求；而頭骨頂部的凹坑，則引發了學界的諸多推測——是某種特定的擊打方式所致？還是佩戴特殊飾物留下的痕跡？這些都成為解碼商代祭祀用牲具體儀式行為的關鍵線索。

透過動物考古學、同位素分析等多學科研究，考古學家得以更深入地揭示這些祭祀動物的「身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表示，這些研究「對殷墟王陵區祭祀坑中動物的來源地與飼養形式進行揭示，進一步印證了商代強大的資源控制能力與物資流通網路」。

試想，要將華北的狼、豹，乃至可能來自更遠地區的珍禽，活體運送至王都安陽並長期飼養，需要何等強大的動員力、運輸技術與管理能力？這些動物本身就是商王朝權 力輻射範圍的實物證明。牠們被飼養在王室園囿中，既是權貴賞玩的珍品，更是等待用於最高級別祭祀儀式的「活祭品」。

諸多不同種類、組合的動物祭祀坑，極大地豐富了學界對商代祭祀制度內涵的理解。牛世山指出，這些坑「不僅展示出商王室祭祀的宏大場面與複雜流程，也揭示了商代祭祀用牲制度的豐富內涵，為探討商代的宗教信仰與禮制體系提供了核心證據」。

在商人的信仰中，祭祀是溝通人與神、祖先的核心手段。使用如此多樣、珍稀的動物進行祭祀，一方面顯示了祭祀者（商王）的誠意與實力，企圖以最豐厚的禮物取悅神靈；另一方面，也可能隱含著某種宇宙秩序的模擬——將 山林、草原、天空中的各種生靈獻祭，象徵著對整個自然世界的支配與奉獻。從兇猛的虎豹到優雅的鶴與天鵝，這個「動物園」裡的居民，最終都成為商王維持其統治合法性的宗教儀式的一部分。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持續對以商王陵為核心的整個洹河北岸進行考古工作。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持續對以商王陵為核心的整個洹河北岸進行考古工作。李瀟檬助理研究員透露，目前已「初步確認洹河北岸存在三橫四縱商代道路網路」。這些古代道路，很可能就是運送動物、物資及祭祀隊伍的動脈。相關勘探、發掘及研究仍在進行中，未來或將為我們勾勒出更清晰的商代王室祭祀區與其附屬設施（可能包括飼養動物的園囿）的全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