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如果不守法久了，要重新遵守法律，的確有一個學習過程。
中國講法治，已經超過兩千年。戰國時代群雄割據，秦國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即位，積極引進人才，重用商鞅，以法治國。商鞅怕人民不相信法律，怕人民不守法，就在國都南門竪立一根三丈之木，公開宣示，若有人能將此木抬到北門，即賞十金。初時民衆不信，無人搬木。商鞅再貼新告示，說若能搬遷此木賞五十金。結果終於有人冒險一試，將木頭搬到北門，果然拿了五十金，自此市民開始相信法律。這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香港回歸20多年，到2019年出現巨變，背後就是反對派鼓吹的「違法達義」思想。港大前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由於要鼓動香港人，以非法示威的方法對抗政府，就在培養香港法律專才的港大法律學院殿堂，鼓吹違法達義。說違反法律達到公義，才是法治的最高境界。
其實戴耀廷的理論，不值得一駁。因爲如果人人都相信違法可以達義，根本就不用學法律，也不用入讀港大法律學院，要花5年時間寒窗苦讀，硬記法律及案例。因爲一句公義，就什麼法律都可以置之不理，背誦律書又有何用？不過，現代社會，只要你敢說假話，就會有人敢相信，最終令違法思想，一度犯濫成災。後來訂立《香港國安法》，才撥亂反正。
近日警務處國安處拘捕被通緝的流亡人士郭鳳儀的父親和兄長，指他們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90(2)(b)及90(3)條和《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條「企圖處理潛逃者資產罪」。案情指，涉案郭鳳儀家屬曾在海外與郭鳳儀接觸，然後回港協助郭鳳儀更改保單內容，企圖提取保單的9萬元結餘。警方提醒市民，處理有關潛逃者的資產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最高監禁7年，勸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猶記得特區政府開始通緝郭鳳儀等人之時，反對派最流行的說法是說，「警方的通緝搞笑，這些人已經流亡海外，通緝他們又有何用」，恥笑警方「無嗰樣整嗰樣」。其實這些流亡人士在海外繼續鼓吹顛覆國家政權，鼓動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已經違反了《香港國安法》，警方追捕通緝他們，是按法律行事，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體現。
至於協助被通緝人士處理財產，或資助他們，本來已經有協助或教唆流亡者觸犯《香港國安法》之嫌。到去年政府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23條立法），更具體訂出「協助潛逃者處理資產罪」，首先是要凍結這些潛逃者的財政資源，其次要阻止他們再獲得親人資助。從郭鳳儀千方百計要透過家人取回保險單結餘，可見她相當「等錢駛」，也是從側面反映，通緝和繼續對她執法有實際作用。
另一方面，有人說郭鳳儀的家人無辜。她的家人是否有罪，最後要由法庭裁定。但是事態發展已經表明，警方會找潛逃者的家人問話，過程中自然會警告他們不要再資助流亡者，以及不要協助他們處理資產。有些人明知故犯，或許和過去香港一個流行觀念有關，就是認爲政府不會執法，這種「不執法論」和「違法達義論」，是孖生兄弟，客觀上在鼓勵市民不怕去犯法。但這些歪理，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腳。正如你違例泊車被警方抄牌，不可以用昨日在同一個地點違泊並沒有抄牌作爲辯護理由。
反對派不斷變招攻擊政府，特別是流亡海外的團體，例如歐洲香港人聯盟等，就質疑特區政府拘捕郭鳳儀家人，是一種跨國鎮壓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如果有法律不執行，反而是違反法治精神。按法律行事，是執法而不是鎮壓。
如果有人說到跨國鎮壓，全世界都要拜美國爲師。美國制訂《反外國貪污法》(FCPA)，涉案人即使完全沒有在美國貪污或行賄，只要美國指控你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有貪腐行為，美國都有長臂執法權，這些才是真正的跨國鎮壓。
無論如何，香港由罔顧法律到重回法治，對那些習慣了不守法的人來說，就要經歷陣痛。
盧永雄
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12月交出成立以來第一份年報。港投公司是第一間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投資公司，年報公開後就惹來一些議論。
根據港投公司年報的資料，截至2024年底，港投公司管理的資產640億港元，但實際上已投資的資產未超過20%，換言之截至去年底，大部分資金亦處於未投資狀態。而在已投資的資金裡，主要集中3個投資主題：
一、硬科技與核心科技，佔投資7成以上；
二、生命科技與生物醫藥；
三、新能源與綠色科技。
從已投資的方向可見，港投公司明顯不是作短期財務投資，而是以「耐心資本」的方式投入高科技產業，進行長週期投資。
港投公司發表年報之後，惹來網上一些批評，主要認為港投公司的透明度不足，指年報未附上完整的財務報表，亦沒有完整公佈所有投資項目，沒有披露投資的全貌。有些評論指新加坡的淡馬錫等主權投資公司，會披露更多的資料。
總的而言，我同意港投公司在可能範圍內逐步增加透明度，是一個可取方向，但亦要平衡披露資料會否影響到港投公司的投資目的。
第一、高透明度並非慣例
不同國家或地區，其主權投資基金披露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披露較多的資料，有些披露較少的資料。披露較多資料會增強透明度，但披露較少資料就保障了投資的自由度和保密性。有些大型的主權基金都披露很少的資料，例如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投資局，就以高度保密的原則行事，僅對外界提供非常有限的財務摘要。
有人以新加坡的淡馬錫與港投公司比較，大家要注意淡馬錫成立於1974年，直到2004年即成立30年後，才發表首份年度報告，而且至今亦未完全公開完整的投資組合細節，僅選擇性披露部分資料。港投公司作為新的主權投資機構，不可以直接與有50年歷史的淡馬錫比較，如果以淡馬錫的方式，港投公司原本可以等多28年才發表首份年度報告。
不同國家和地區，要在公眾問責和投資靈活性當中取得平衡，過度披露會影響基金的談判能力，因為部分很有吸引力的投資項目，未必想過度披露投資的股東，因為他們不想承受短期的輿論壓力，所以港投公司也需要平衡。
第二、要推動戰略產業發展的使命
港投公司並不純粹是一個爭取回報的投資公司，而是要爭取回報之餘，亦看重如何可以推動香港創科生態圈的發展，作為一個「耐心資本」，除了考慮長期回報之外，港投公司的每1元投資現在就帶動了超過6元的長期資本跟投，這正是金融推動創科發展、為經濟賦能的重要作用，所以如果單純看短期投資回報，是看錯了重點。
真正的關鍵在於，從投資角度而言，希望投入的項目有中長期的爆發力。以芯片股王英偉達為例，如果投資者只是著眼於其早期的投資回報，可能一早就會放棄，錯過這間這麼好的公司。
另外亦有意見指，投資組合中香港項目佔34%，其餘很多是內地項目。港投公司有發展香港創科產業的考慮，非香港項目如果會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會與本地的大學合作，甚至會僱用香港的團隊，固然會增加港投公司投資的機會。科技創新就是要海納百川，無論是本地或非本地科企，項目有前景固然值得投資，但如果投資之餘還可以吸引其將部份的研發專利或資產放在香港，就更加對發展香港創科生態圈有槓桿效應，這不是單純披露項目的所在地、項目的來源就可以全面了解到。
第三、政府背書的槓桿效應
港投公司可以找到比較好的項目投資，可以吸納到好的創科公司在香港開展部份業務，與政府的信用背書有關係。以近日刷新行業紀錄的內地公司「銀河通用機械人」 為例，公司完成超過3億美元的創紀錄融資，是內地單輪融資和累計融資額最大的具身智能機械人公司，躋身國際一線，其中關鍵就是獲得中國移動鏈長基金等「國家隊」的領投，證明政府主導的投資不可或缺，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如果沒有港投公司之類政府背景的耐心資本作為早期的背書，初創企業難以快速獲得巨額而且多元的國際頂級資本信任。
另外一個港投公司直接參與投資的科企英矽智慧，它做的是AI生物醫藥行業，本月尾有機會成為今年壓軸上市的新股之一，港投公司的信用背書對英矽智能的發展相當有利，港投公司的入股加速了其他基金向英矽智慧投資，其成功上市也證明了港投公司的耐心資本模式，可以有效培育企業，直至其登陸資本市場。
總的而言，要求港投公司這類主權基金增加透明度本無不可，但也要平衡問責性和保密投資的考慮，我更希望港投公司能夠藉助投資帶動香港整個創科生態的發展，亦不要小看香港發展創科的空間，香港有5間大學打入全球100強的榜單，香港本來是有發展創科的實力，只要政府推動創科的方向明確，一定程度加大投入，再加上香港有成熟的金融市場，香港絕對有條件推動創科產業的發展。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