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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硬逼中國成為芯片頂級參與者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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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硬逼中國成為芯片頂級參與者

2025年06月11日 20:16 最後更新:20:30

美國總統特朗普現在不斷向中國施壓,希望打壓中國的發展,但效果正好適得其反,這正正在刺激中國的發展。

中美在倫敦新一輪的貿易談判結束。會後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表示,中美雙方原則上就落實兩國元首6月5日通話共識以及日內瓦會談共識達成了框架,但他未有透露框架內容。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貿易代表格里爾在會後的吹風會上表示,需將相關問題帶回美國,與總統特朗普溝通後,才能確定是否能夠回應中方的要求。由此可見,此次對話的主要目的在於構建雙方互信機制,為下一階段更具實質性的談判奠定基礎。

外界估計雙方接近達成某種協議,美國放寬部分芯片限制,以換取中國有限度放鬆稀土出口。中美慢慢會形成一種「打打談談」的格局。

其實美國的態度,早已由美國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西特透露出來,哈西特在中美倫敦會談前接受訪問,認為雙方有機會握手言和,美方會放寬部分芯片出口管制,但並不是「非常、非常高端」的英偉達芯片,英偉達的H20芯片人工智能芯片亦非考慮中的選項,他特別澄清「我指放寛的是其他對中國也很重要的半導體」。

美國借芯片打壓中國,不遺餘力。早在2019年就開始對華為實施制裁,禁止華為購買高製程的芯片,華為一度找不到芯片廠代工他們自己設計的5G芯片,導致手機停產,到兩年前才突破瓶頸,重新復產。美國也限制對中國輸出先進的芯片製造設備極紫外光(EUV)光刻機,以及限制對中國輸出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英偉達的H200、H100芯片不能輸往中國,就特別設計閹割版調低算力的H20芯片賣給中國,但最近美國政府下達指令連H20芯片也斷供中國。

哈西特的說法是,即使中美達成協議,也不會有H20芯片供給中國,或許這樣會對中國的人工智能開發者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其實華為早已做出可以替代英偉達芯片的「昇騰 910C」芯片。從對手的打壓就知道,中國這種產品有相當高的水平,因為美國政府近日要發指引到處向人提示昇騰芯片不安全,就知道華為這種芯片是英偉達芯片的主要對手。

英偉達CEO黃仁勳大力反對美國要限制他向中國供應H20芯片,他5月21日在台北Computex2025大會上表示,美國對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是失敗的,英偉達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已從拜登執政初期的95%降至目前的50%。再加限制的話,他們的市佔率只會進步降低。

英偉達人工智能芯片的主要對手、華為的創辦人任正非,最近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持表示,國產芯片雖然落後美國一代,但是「華為用數學補物理、用非摩爾補摩爾、用群計算補單芯片,結果又能達到實用狀況」。他說「芯片的問題其實沒有必要擔心,用疊加和集群等方法,計算結果上與最先進水平是相當的」。

芯片業的發展有所謂摩爾定律,兩年就換一代,而換代的芯片電晶體倍升,算力越來越高。任正非說的疊加和集群,其實就是突破美國技術封鎖的方法,中國買不到EUV光刻機,很難做到5納米或以上的高製程芯片,就可以用疊加的方式,將沒有那麼先進的芯片疊加起來,就可以達到類似高端芯片的算力水平,例如把兩枚昇騰910B處理器整合至單一封裝,變成910C,不僅提升算力與記憶體容量,還加強支持人工智能多樣性任務。

另外,製造芯片時用重複曝光的方式,亦可以用DUV光刻機做到EUV光刻機蝕刻的效果,雖然造出來的產品良品率較低、成本較高,但都不是無可克服的困難。

至於任正非亦提到的集群方法,本質是通過系統創新彌補單塊芯片的性能不足,集群計算是將多塊性能稍遜的芯片,通過高效網絡連接,協同完成複雜的任務,形成強大的算力,華為的昇騰910B芯片,就是一個集群產品。

美國越是對中國技術卡壓,中國越是要謀求創新,過去中國科技公司大量使用美國的芯片,主要因為美國芯片質量高,而且由於大量生產價格相對便宜。但在美國的打壓之下,國產替代已經成為一條繞不開的路,美國逼出中國公司對國產芯片的要求,就大大推動了國產芯片的研發。未來中國會在芯片業上面對美國從追趕到超越,先由中低端芯片開始,再進一步發展到高端芯片領域。

美國知名戰略研究專家、預言中「難免一戰」的艾利森認為,美國的科技卡壓阻止不了中國的發展,以芯片業為例,中國的半導體產量已經超過美國,佔全球的產量從1990年不到1%上升到今天15%,而美國的半導體製造份額就從1990年到37%下降到今天的12%。由1990年至2020年,中國建造了32個大型半導體工廠,而世界其他地方只合共建造了24個工廠,而美國的一個工廠都沒有建立。估計10年之後,中國會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由現在15%的份額,再進一步上升到24%的全球市場份額。

有困難就有方法,中國要感謝美國,要感謝「川建國」總統,就是在他的努力打壓下,讓中國再次偉大。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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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權力行使透明度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政府按法律執法,執法的依據和透明度相當重要。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與警務處國安處昨日(6月12日)就一宗涉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採取聯合行動,約談6個人及1個組織,獲得法庭搜查令檢查相關人士的住所和辦公室。這次執法行動是早前《維護國家安全(國安公署)規例》訂立後的首次執法案例,要了解附例和執法行動的權力根源,就要從最根本的概念說起。

第一、國家行為

中國是實行單一體制的國家,權力由上而下授予。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事權,當然中央政府可以授權地方政府(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協助執法,但這樣無損中央的事權。在憲法學有「國家行為」的概念,意即政府按法律行使中央事權時,這就是國家行為,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國家行為無管轄權。中央從來就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權力。

第二、《香港國安法》第55條

當然,中央政府可以立法闡明甚至限制自己的權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訂定的《香港國安法》就是一個好例子,當中第55條指,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可以在3個特別情形下介入國安案件,這3個特別情況分別是: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

由於《香港國安法》是中央立法機關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對中央機構有約束力,換言之《香港國安法》第55條其本質不是增加國安公署的權力,反而是明確了國安公署只會在該3個情況下行使權力。

第三、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的附例

早前香港特區立法會訂立《維護國家安全(國安公署)規例》,這條附屬法例講清楚國安公署在港執法時候的相關程序、特別是不配合執法會有何後果。例如昨天的執法,國安公署就是根據這條附例第3條,要求警務處國安處協助和配合,包括為國安公署對涉案人士進行約談作出安排。另外,警方國安處都根據另一條附例即《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一,獲得法庭搜令搜查6個涉案人士的住所,和根據附表二要求涉案人士交出旅遊證件。這部分是香港警方國安處調查的部分,當警方國安處也認為有關人士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就按相關附例進行調查。

《維護國家安全(國安公署)規例》的制定,其實明確了當國安公署在香港按《香港國安法》第55條執法時適用的刑事程序及相關人士的刑事責任。要注意即使沒有這個新訂的附例,完全不會影響國安公署在香港的執法權力,因為這個是國安公署按《香港國安法》第55條行使權力的國家行為。但會有人提出疑問,國安公署執法時,究竟會適用內地的刑事訴訟法,還是香港的法律來去規範對調查不合作的行為,但附例制定之後,就等於清楚說明,如果國安公署在香港執法時,有關人士並不配合,就會按香港的附例進行處罰,而不是適用內地的刑事訴訟法律。當然要注意附例並沒有規範國安公署執法的權力,但會闡明了國安公署在港行使權力時適用的本地法律。

雖然國安公署的執法權力沒有變,並不會因為這條附例增加了其權力,因為其權力早已存在,但附例的好處就是增加透明度,以及適用的香港法律。這是香港法治的特色,中央顯然十分重視,盡量保持。

第四、尚未啟用第55條。

有人問這次聯合行動是否已啟用《香港國安法》第55條,擔心會被送返內地。但看政府的公布,國安公署今次是為確定有否《香港國安法》第55條所指的情形,而要求警務處國安處協助約談相關人士,換言之,《香港國安法》第55條並未啟動 。

有人說,這次國安公署首次在香港執法,有一定的震懾力。不過也可以引用當年外長錢其琛談及香港將就「23條」立法時候的評價。他說「23條」立法主要針對那些想破壞國家安全的人,這些人是絕少數,心中沒有鬼的人,不會受到相關法律制裁,當然很反對立法的人,就可能是「心中有鬼」了。

普通市民如果不涉及極其嚴重的國安案件,完全不會擔心國安公署在香港約談他。如今這個個案更加表明,國安公署在香港約談嫌疑人時,會按附例找警務處國安處配合,如果需要搜證的時候,也按《香港國安法》要求行事。可以說這次執法行動是進一步完善《香港國安法》的實踐,增添了執法行動的透明度。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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