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人滿為患，經濟內捲與生存韌性並存的時代
乾隆五十八年的御覽戶口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戶部將最新的《戶口冊》呈遞御前。皇帝的目光停留在一個數字上：三億一千零四十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名口。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人口首次突破三億，也意味著在他統治的六十餘年間，人口翻了一番。御筆朱批「欣覽」，然閣老重臣們心中卻有隱憂。
龐大的人口數字，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標誌，也是最根本的挑戰。在農業技術未有革命性突破、耕地增長有限的背景下，這數以億計的人口如何維持生存？他們的日常經濟生活，究竟呈現出一幅怎樣矛盾而真實的圖景？
一、數字的背後：人口激增的動力與統計的盲區
從康熙末年約1.5億，到乾隆晚期突破3億，再到道光年間攀上4億高峰，清朝人口呈現指數級增長。其動力複雜多樣：
長期和平與政策鼓勵：長達百餘年的內部大體安定（「盛世」），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政策，減輕了人頭稅負擔，客觀上鼓勵了生育與人口登記。
農業作物的革命性引進：玉米、番薯、馬鈴薯等高產美洲作物的廣泛推廣，是關鍵中的關鍵。它們能在貧瘠的山地、沙壤生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廉價熱量來源，養活了大量新增人口。正如史料所言：「棚民墾山，種植包穀（玉米）、薯芋，以充糧食。」
醫療與公共衛生的有限進步：天花防治（人痘接種術普及）降低了兒童死亡率，水利建設與常平倉體系減輕了局部饑荒的毀滅性影響。
然而，官方戶冊數字主要反映的是納稅單位，大量流民、邊疆土著、隱匿人口未被完全統計。真實的人口壓力，可能比數字顯示的更為嚴峻。
二、「勤勞革命」與農業的內捲化
面對「人多地少」的絕對矛盾，中國農業並未走向技術突破（如機械化），而是走上了一條勞動力無限密集投入的道路，史學家稱之為「內捲化」或「高水準均衡陷阱」。
極致的精耕細作：江南等核心農區，耕作技術已達傳統農業巔峰。從雙季稻、稻麥輪作，到施肥、除草、灌溉的每一個環節，都投入了遠超邊際回報的勞動力。「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追求的是單位面積產量的極致化，而非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向邊際土地的擴張：大量無地貧民湧向長江中上游丘陵、西南山地、東北林區，開墾原本不適宜耕種的土地，種植玉米、番薯。這雖暫時緩解了人口壓力，卻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水土流失），經濟效益極低，且極不穩定。
生存而非發展：這種模式能「養活」更多人，但人均剩餘產品極少。農民終年勞苦，僅得餬口，難以積累資本，也無法產生對工業品的強大消費需求。經濟增長表現為總量的擴大，而非人均生活水準的質變。
三、家庭手工業：生存韌性的織布機
「男耕女織」不僅是理想，更是四億人口社會的生存必需。農業內捲導致土地收入微薄，家庭手工業成為不可或缺的補充，甚至是主要生計來源。
棉紡織的全面普及：相比於明朝，清朝棉布已徹底取代麻布，成為全民衣料。在華北、江南、華中，無數農家婦女利用一切空隙時間紡紗織布。「松江棉布，衣被天下」的背後，是百萬計家庭織機的支撐。這並非完全的商品生產，很多是為滿足自家穿衣和繳納實物稅（布匹）所需。
市場化與區域分工深化：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如江南，家庭紡織已高度專業化和市場化。農家從市場購買棉紗，織成布匹出售，形成了「紗—布」分離的產業鏈。但這仍是基於家庭單位、依賴閒散勞動力的生產，而非工廠化的集中生產。
家庭手工業像一張巨大的緩衝網，吸收了過剩的勞動力（尤其是婦女和農閒時的男性），提供了微薄的現金收入，增強了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也使得經濟結構更加固化。
四、勞動力的「過剩」與低價
人口爆炸最直接的經濟後果，就是勞動力價格長期被壓制在極低水準。
雇工與佃農的境遇：大量無地農民淪為佃農或雇工。地主擁有絕對的選擇權，地租率高達產量的五成甚至更多。長工、短工的工資僅夠維持最低生存，且工作極不穩定。
服務業的「卑賤」與擁擠：城市中充斥著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從事搬運、傭工、小販、剃頭、修腳等「賤業」，競爭激烈，收入微薄。知識份子階層也因科舉名額未能隨人口比例增加而競爭白熱化，產生大量底層文人。
技術創新的抑制：當勞動力如此廉價且充足時，任何節省人力的技術革新都顯得「不經濟」。社會缺乏採用機械、改進生產組織的內在動力。
五、「盛世」的實相：有增長、無發展的繁榮
綜合來看，清朝在人口爆炸壓力下形成的經濟生活圖景，呈現出一種深刻的悖論：
總量繁榮，個體貧困：國家糧食總產、布匹總量、賦稅總額、城市規模都達到歷史頂峰，展現出龐大經濟體的繁榮表象。但攤薄到四億人頭上，人均資源佔有和生活水準卻停滯甚至下降。
韌性有餘，活力不足：這種經濟模式具有極強的生存韌性，能承受巨大的人口壓力和週期性災害。但它內向、保守，將絕大部分經濟活動鎖定在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層次，抑制了對資本積累、技術革命和消費升級的追求。
穩定的脆弱平衡：整個系統建立在勞動力無限供應和生態勉強承載的脆弱平衡之上。一旦遭遇大規模自然災害、外部衝擊或內部動盪，這種平衡極易被打破，引發災難性後果。十九世紀中葉的社會大動亂，其根源早已深植於這幅「人滿為患」的經濟圖景之中。
今讀有感
觀察清朝的人口爆炸，彷彿在觀看一場沒有出口的馬拉松。社會通過極致的勤勞與組織韌性，將傳統農業經濟的潛力挖掘到極限，容納了空前規模的人口，這本身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項驚人成就。然而，這種成就的代價，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鎖死」。
它迫使我們思考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究竟是總量規模的擴大，還是民眾福祉與個人發展空間的提升？清朝的故事警示我們，當一種經濟模式主要服務於「生存」而非「發展」，當技術進步被廉價勞動力所抑制，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畢生掙扎於糊口線附近時，即便擁有最龐大的GDP，也可能與真正的現代繁榮相去甚遠。這種「沒有發展的增長」，最終會耗盡社會的內部彈性，在歷史的大變局前顯得格外脆弱。
下集預告
龐大的人口在內部精細化地求存，而帝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卻在收縮。曾經的月港、泉州帆影幢幢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廣州城外一個由十三家行商壟斷的狹小世界。「廣州十三行」如何成為大清帝國與全球貿易的唯一狹窄通道？這種「一口通商」的壟斷模式，又帶來了怎樣的後果？請看下一篇：《廣州十三行：一口通商下的壟斷貿易》。
食貨志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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