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準均衡陷阱——傳統農業文明所能達到的極限與邊界
乾隆二十一年蘇州「萬孚字號」的分家文書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冬，蘇州閶門外，徽州休寧籍布商陳士策的後人正在處理一份沉甸甸的家產。五十七年前，陳士策在蘇州創設「萬孚字號」，經營棉布加工與販運。這份分家閣書詳細記錄了萬孚字號的資產：店內庫存白銀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兩零二分四厘，各處房產、布匹、染坊器具一應俱全。陳家三代經營，分家時字號仍在運作，其後綿延至少六十年，是清代蘇州棉布業中等規模商號的典型縮影 。
然而，與萬孚字號幾乎同時創設、規模遠超其上的另一家徽商布號「益美」，命運則更富戲劇性。康熙年間，吳縣人董姓商人從徽州程氏手中接下益美字號，以「不惜工本，專購上等布匹」建立口碑，民間筆記稱其「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十年富甲諸商」。益美字號綿延近兩百年，直至道光、咸豐年間，蘇州碑刻中仍可見其名 。
但就是這樣一個橫跨十八、十九世紀的商業傳奇，其利潤卻在漫長歲月中悄然稀釋。乾隆中期以後，官府文書與商人筆記屢屢出現「人多用廣，貨貴利薄」、「利亦微矣」的感嘆。更令江南布商焦慮的是，道光年間，價廉質美的洋布已從廣州、廈門漸次滲入內地，官方文書明載：「其質既美，其價復廉，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 。
萬孚與益美——這兩個真實存在於清代文獻中的布業字號，濃縮了清代經濟最核心的悖論：總量在增長，結構在內捲，精英的智慧與財富最終流向科舉、土地，而非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這個龐大帝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冠絕全球，長達百餘年的和平與穩定世所罕見，農業與手工業的產出總量達到傳統技術的巔峰。然而，它卻始終無法跨越那道將「增長」轉化為「發展」的門檻——技術的革命、制度的突破、人均產出的持續提升。經濟史學家將這種狀態稱為「有增長無發展」，或曰「高水準均衡陷阱」。
這不是對康雍乾盛世的否定，而是對其深層結構的剖析。它試圖回答一個對現代中國同樣意味深長的問題：為何一個擁有巨大經濟總量、漫長和平、勤勞智慧人口的文明，未能自主點燃工業革命的火種？
一、界定：何謂「增長」，何謂「發展」？
在展開論證前，我們必須澄清概念。經濟學意義上的「增長」（Growth）通常指經濟總量（GDP、工農業總產值）的擴張；而「發展」（Development）則包含更深刻的結構性變革：生產技術的持續創新、產業結構的升級、制度對產權與市場的有效保護、人均收入與生活水準的長期提升。
清代的確實現了可觀的經濟增長。據麥迪森估算，1700至1820年間，中國的GDP總量從約828億國際元（1990年美元）增至2286億，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從22.3%升至32.9%，遠超整個歐洲。然而同一時期，中國的人均GDP幾乎零增長（1700年約600元，1820年約600元），而西歐人均GDP增長了約45%。這就是「增長」與「發展」分野的直觀呈現：總量規模的擴張，未能轉化為國民福祉與生產效率的質變。
二、增長的引擎：四大動力與其局限
清代人口從順治八年（1651年）約1.06億，激增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這龐大的人口既是增長的結果，也是增長的動力。更多勞動力投入農業，使複種指數提高、精耕細作達到極致；投入手工業，使棉布、絲綢、瓷器等產量倍增。然而，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法則從未被突破。用馬爾薩斯的話說，增長是「算術級數」式的，而非「幾何級數」式的。江南農戶「一夫所耕不過十畝」，投入時間倍增，畝產卻難以倍增。
玉米、番薯、馬鈴薯在清代完成全國性普及。它們使貧瘠山地、沙地也能產出糧食，養活了數以千萬計的邊際人口。這是清代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貢獻。然而，這些作物並未引發農業革命——它們未改變耕作制度，未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且伴隨著水土流失、生態退化等長期代價。
明清「長距離貿易」在清代達到傳統社會的頂峰。長江中游的米糧、江南的布匹絲綢、北方的棉花、山西的鐵器、福建的茶葉、四川的食鹽，通過運河、長江、沿海航線形成大規模商品流通。晉商、徽商、粵商、寧波商幫的網絡覆蓋全國。然而，這一市場體系存在根本制約：運輸成本高（內河、帆船、駱駝）、地方關卡林立、度量衡混亂、貨幣不統一。它遠未形成足以催生規模化機械生產的「統一國內市場」。
17至18世紀海外白銀持續流入，支撐了賦役貨幣化與商品經濟擴張。這是清代增長的重要貨幣條件。但我們在前一篇已論述：這一貨幣基礎高度依賴外部，且與國內銅錢體系形成分裂的「雙軌制」，缺乏央行式的調節機制，無法有效動員儲蓄轉化為投資。
三、發展的缺席：五重結構鎖定
如果說增長是清代經濟的「表」，那麼發展的缺席則是其「裡」。是什麼力量將龐大的經濟體鎖定在「高水平均衡」的陷阱之中？
清代並非沒有技術進步。江南的織機有所改良，滇銅冶煉工藝提升，景德鎮瓷器分工更細。然而，這些都是「微創新」而非「根本性突破」。核心原因在於：廉價且無限供應的勞動力，使節省人力的技術發明缺乏經濟誘因。一項機器若能節省十個工人，但其製造成本遠高於十個工人的終身工資時，它便不會被採用。這與工業革命前夕工資昂貴、勞動力稀缺的西歐形成鮮明對照。
清代經濟完全依賴「植物性能源」——人畜力、木材、水力、風力。煤炭雖在山西、陝西等地開採，但主要用於冶鐵、煮鹽，未成為工業普遍動力。英國工業革命的核心突破是將能源基礎從木材轉向煤炭，並以蒸汽機將化學能轉化為機械能。清代始終未能跨越這一門檻。運輸成本使北方煤炭難以供應江南，技術與制度亦未提供轉向化石能源的激勵。
清代延續並強化了傳統王朝的制度底色：國家從法律上認可私有財產，但從未提供穩定、獨立的產權保護機制。商人致富後，寧可購地、窖銀、捐官，也不願將利潤長期投入產業擴張，因為土地是「萬年不毀」的，而工商業隨時可能因官吏勒索、政策變化而化為烏有。重農抑商仍是國策，商人的社會地位與法律保障遠遜於歐洲近代早期。
晉商、徽商、廣東行商的鉅額利潤最終流向何處？絕大多數並未轉化為產業資本，而是沿著三條路徑分流：其一，購置土地，回歸傳統地主經濟；其二，窖藏白銀，退出流通；其三，捐輸功名、培養子弟科舉，將商業資本轉化為政治文化資本。這三種路徑都無法催生技術創新與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萬孚字號陳士策的子孫在分家文書中留下詳細的資產清單，三萬餘兩白銀分散為各房田產、房屋與存銀，而非集中投入擴大布業經營。益美字號綿延近兩百年，但其經營模式在嘉慶、道光年間未見根本革新。這是數千年商業資本的集體宿命。
清代知識菁英的絕大多數精力，消耗在四書五經、八股時文之中。科舉制度吸納了社會最聰明的頭腦，卻未回饋社會以技術進步。天文、算學、農政、水利僅被視為「小道」，從未進入主流教育體系。宋應星《天工開物》在清代罕有刊刻，幾近失傳。知識界缺乏培根式的實驗精神，更無牛頓式的數理革命。這種「人力資本的錯配」，使經濟增長缺乏智力支撐的飛輪。
四、封閉的耗散結構
上述五重鎖定並非孤立存在，它們環環相扣，構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封閉系統：
廉價勞動力：抑制技術創新 → 勞動生產率停滯 → 人均收入無增長 → 市場需求以生存品為主 → 對工業品需求不足 → 資本缺乏投資製造業誘因 → 利潤流向土地與功名 → 技術與制度更趨保守 → 勞動力更加廉價……
這是典型的「低水準均衡陷阱」——不，更精準地說，是「高水準均衡陷阱」：它在傳統技術的極限處，容納了空前規模的人口與產出，達到了農業文明所能企及的最高水準，卻也因此喪失了打破均衡的內生動力。一切都在循環，一切都在內耗，一切都在邊際報酬遞減的平原上徘徊，找不到通往高原的台階。
這套「巨大的內循環」具有極強的韌性。只要沒有外部衝擊打破其中任何一個鎖定環節，它便可以無限自我複製。陳士策的子孫可能有人考中舉人，成為紳士，將部分田租收入用於修族譜、建祠堂；而他們僱用的佃農與織工的子孫，可能因人口壓力重複著祖先的勞動，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卻不生變。
五、比較視野：為何是西歐率先突破？
將清代經濟與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並置，差異的關鍵不在於勤勞、資本或市場規模——這些方面中國甚至佔優。差異在於：
能源結構：英國煤炭儲量豐富且靠近工業中心，17世紀即因木材短缺而廣泛轉向煤炭，蒸汽機的發明與改進是對這一需求的回應。清代華北有煤，但遠離江南核心區，運輸成本過高。
工資水平：黑死病後西歐勞動力稀缺，工資長期高於中國。高工資催生了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發明。清代人口壓力持續存在，工資被壓至僅餬口的水準，機器從經濟上看「不划算」。
制度變革：英國光榮革命（1688年）後，產權保護、專利制度、合股公司、中央銀行等現代製度逐步確立，降低了創新與投資的不確定性。清代直到鴉片戰爭前，未出現任何根本性制度創新。
海外市場：英國通過殖民體系獲得了規模迅速擴張的海外市場，刺激了紡織、冶金等行業的技術改良。清代儘管擁有巨大國內市場，但購買力增長極其緩慢，邊際消費傾向極低。
這並非為西方中心論張目，而是試圖揭示：工業革命是多重條件在特定時空的耦合。清代具備其中部分條件，卻未能具備全部，更關鍵的是，其內在循環系統缺乏自發生成這些條件的機制。
今讀有感
「有增長無發展」，是理解清代經濟史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後世的沉重遺產。它提醒我們：經濟總量的擴張固然可喜，但若缺乏結構變革、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支撐，這種擴張終將觸及天花板，並在外部衝擊面前不堪一擊。
食貨志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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