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標誌著洋務運動從「自強」邁向「求富」的關鍵一步。這場持續三十餘年的近代化運動，是中國首次由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嘗試。它留下了中國最早的軍工企業、民用工業和現代交通通訊，卻也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破產。洋務運動的成敗，至今仍是理解中國近代轉型的核心命題。
從「自強」到「求富」的轉向
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戰爭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雙重衝擊，使清廷部分官員認識到「師夷長技」的迫切性。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撫，開始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引入西洋武器裝備，並自設軍工廠。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內軍械所，是為洋務運動的先聲。至同治四年，李鴻章創辦江南製造局，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大規模官辦軍事工業由此展開。
然而，軍工企業耗費巨大，財政難以為繼。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奏設輪船招商局，提出「官督商辦」模式，標誌洋務運動從「自強」轉向「求富」。此後二十年間，開平礦務局（1877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漢陽鐵廠（1890年）等民用企業相繼創辦，形成中國最早的近代工業體系。
洋務企業的三種形態
洋務運動期間的企業投資，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官辦軍事工業，從同治元年至光緒十六年（1890年），全國共設軍工廠19個，資本總額約412萬兩白銀。這些企業由政府撥款、官營官辦，產品不進入市場，生產效率低下，但培養了第一批近代技術工人。
第二類是官督商辦民用企業，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二十年（1872—1894年），全國共有廠礦企業74個，資本總額約2,164萬元。其中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成效顯著，輪船招商局更在光緒三年（1877年）成功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成為民族航運業的里程碑。
第三類是純粹商辦企業，同期共54個，資本約480萬元，佔資本總額的22.1%。廣東順德縣的繅絲廠是典型案例，光緒年間共有35個絲廠，資本105萬元，工人17,290名，完全由民間資本經營。
制度創新的嘗試與限度
「官督商辦」是洋務運動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其設計是官方提供特許權與部分資金，商人出資並負責經營，試圖結合官方的資源與商人的效率。輪船招商局的運作顯示，這一模式在初期確有成效：招商局承運江廣漕糧，在光緒年間實現了「采買海運」的制度變革，將傳統貢賦經濟與市場機制結合。
但「官督商辦」的根本矛盾在於產權不清。官方可隨時干預企業經營、提取利潤、安插人員，商人始終無法獲得穩定的產權保障。光緒十一年（1885年）後，招商局屢遭官方勒索，盛宣懷等官僚逐步掌控企業，商股利益被嚴重侵蝕。
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的終結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派三十年的軍事建設，在短短數月內土崩瓦解。戰爭的失敗，表面上是船堅炮利的較量，實則是制度競爭的敗北。洋務運動只引進了技術，卻未能變革支撐技術的制度根基：缺乏現代金融體系（中國通商銀行至1897年才成立）、缺乏產權法律保障、缺乏現代教育體系。
洋務運動留下的工業遺產，據統計共有廠礦企業197個（含外資），總資本約4,700萬元，尚不及李鴻章私產的傳聞數字。但更重要的遺產是觀念的轉變：它證明了「中體西用」的限度，為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鋪墊了道路。
一次未完成的轉型
洋務運動的本質，是在不改變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試圖通過技術引進實現「自強」。它創造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工業，培養了第一批技術人才，卻始終無法突破制度慣性的制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指出，洋務運動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引向現代社會的改革運動」，但其失敗證明：不徹底變革封建制度，單純的技術移植終將夭折。洋務運動的經驗教訓，成為此後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反覆回響的歷史命題。
食貨志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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