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絲路食材的引進,是秦漢飲食的「硬件升級」,那麼大蒜(秦漢時稱胡蒜,廣東話也叫蒜頭)的傳入與普及,就是秦漢飲食的「調味革命」。

在秦漢之前,中原人的調味習慣可謂是「重鹽輕香」,調味品只有鹽、少量糖和醋,口味單一,很難去除肉類的腥膻味,也很難做出層次豐富的滋味。直到張騫出使西域,將大蒜(胡蒜)帶回中原,這一切才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顆小小的「胡蒜」,不僅成為了秦漢人餐桌上的重要調料,更逐漸滲透到飲食文化、日常生活中,徹底改變了中原飲食的底色,影響至今。

秦漢時期的烹飪手法,在先秦煮、蒸、烤(燒)的基礎上,新增了炒、炖、煎、醃等多種方式,而大蒜的出現,剛好契合了這些烹飪手法的需求,成為「百搭調料」。雖然此時的「炒」還沒有普及(直到宋代才成為主流),但簡單的炒製、炖煮、烤肉,只要加入少量大蒜,就能瞬間提升滋味。比如秦漢貴族喜歡吃的烤肉(燒肉),先秦時期只能用鹽調味,難免帶有肉類的腥膻味;而大蒜傳入後,貴族會用大蒜腌制肉類,不僅能去除腥膻,還能增添獨特的辛香,讓烤肉的滋味更為豐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烤全羊」「烤鹿腿」,宴會上會由侍者現烤現切,按貴賓等級分贈,是貴族身份的象徵;平民的炖野菜、炖簡單肉類,加入幾瓣大蒜,也能讓平淡的湯汁變得香濃入味,這也是大蒜能快速在民間普及的重要原因。

此外,貴族還會用大蒜搭配魚蝦、貝類烹製精致小菜,比如蒜香魚羹,做法極為細致,先將魚肉剔骨切碎,加入大蒜、豆豉調味,慢炖至濃稠,僅供貴族宴飲時享用。

除了炒、炖,秦漢時期的醃製、醬製手法,也比先秦更為成熟。平民為了儲存糧食、蔬菜、肉類,會把它們醃製起來——比如把蔬菜醃成酸菜、把肉類醃成肉乾、把魚醃成鹹魚,這種方式,不僅能延長食材的儲存時間,還能形成獨特的風味;而貴族,則更講究醬製手法,會用各種食材製作各種各樣的醬,比如肉醬、魚醬、蔬菜醬,這些醬不僅可以用來調味,還可以直接作為菜品食用,成為宴會上的精致小菜。

《周禮》中雖然也有醬製的記載,但秦漢時期的醬,種類更多、口味更豐富,已經成為調味的核心之一。

漢代庖廚畫像石

漢代庖廚畫像石

秦漢烹飪最大的突破,就是調味技巧的升級,而這一升級的核心,就是大蒜的傳入與普及。先秦時期,調味品相對單一,主要以鹽為主,輔以少量的糖(麥芽糖)、醋,口味單一,可謂是「重鹽輕香」;而到了秦漢,大蒜(胡蒜)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這種單一的調味格局,帶動了「百味調和」理念的形成。除了大蒜,胡荽、花椒、豆豉等調味品也陸續普及,但其中對中原飲食影響最深、最久遠的,依舊是大蒜——它不僅改變了調味習慣,更改變了中原人的飲食思維,讓人們意識到,調味不僅是為了「不寡淡」,更是為了「提鮮、去膩、增香」。

秦漢時期普及的鐵製廚具,鐵釜可用於燉製

秦漢時期普及的鐵製廚具,鐵釜可用於燉製

作為從西域傳來的「明星調料」,大蒜(胡蒜)的影響,遠不止於烹飪調味。一來,它改變了中原人的飲食偏好,從「重鹽」逐漸轉向「重香、重層次」,這種偏好延續至今,成為華夏飲食的重要特點——無論是北方的鹵味、南方的炒菜,還是日常的家常菜,大蒜幾乎都是不可或缺的調料;二來,大蒜的普及,也推動了醃製、醬製手法的成熟,平民用大蒜醃製酸菜、肉乾,不僅能延長儲存時間,還能形成獨特的風味,貴族則用大蒜製作各種肉醬、蔬菜醬,豐富宴會菜品;三來,大蒜的藥用價值也被秦漢人逐漸發現,人們發現大蒜能驅寒、去腥、預防疾病,逐漸將其融入日常生活,成為平民「低成本養身」的重要食材。與大蒜一同傳來的胡荽(香菜),雖然也用於調味,但影響力遠不及大蒜,可見這顆「胡蒜」,早已成為中原飲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此外,秦漢時期的廚具進步,也為大蒜調味優勢的發揮、烹飪手法的升級提供了基礎。先秦時期,廚具主要以陶製、銅製為主,而到了秦漢時期,鐵製廚具逐漸普及,鐵鏟、鐵鍋、鐵釜等廚具,比陶製、銅製廚具更耐高溫、更耐用,也更適合用於炒、炖、煎等能凸显大蒜香味的烹飪手法;同時,貴族還會使用精美的漆器作為食具,漆器質地輕薄、圖案精美,不僅實用,還能體現貴族的身份尊嚴,漢代出土的漆器食具,大多圖案精美、工藝精湛,可謂是「實用與美觀兼具」。

秦漢的烹飪與調味,能完成從「樸實」到「豐富」的跨越,大蒜可謂是「功不可沒」。這顆從西域傳來的小食材,沒有葡萄的珍貴,沒有胡桃的稀有,卻憑着獨特的辛香,走進了秦漢的每一個家庭,無論是貴族的盛宴,還是平民的日常,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不僅改變了中原人的調味習慣、烹飪手法,更重塑了中原飲食文化的底色,奠定了後世中國烹飪「百味調和、講究口感」的核心邏輯。直到今天,我們依舊離不開大蒜,這份來自秦漢的「辛香」,早已融入華夏飲食的基因,成為我們最熟悉的日常滋味。




筷尖上的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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