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西方大航海時代 海上羅盤應用不晚於宋徽宗時期

很多工具應用都是人類經驗累積成果。

「定位」是人類基本需求。即使在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去了某些地方狩獵，總不能忘記歸家的路。要辨别方向，靠的除了自身方向感、日月星辰，中國古時所用的「司南」成為了重要工具。

司南，即是指南針及羅盤，現代普遍認知認為，沒有它們，就不會有西方的大航海時代。雖然沒人了解是誰最早把這磁石製成的設備裝上了船，但這種船，最早出現在廣州附近的海面。

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司南 (網上圖片)

從人類社會的早期開始，嶺南地區特別是廣州是造船勝地。從西漢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銅提筒，紋繪了載滿以羽毛裝飾戰士的大船，就是當時的水上健兒。我們能從世界各地歷史遺存找到控制獨木舟或木筏穿洲過洋的証據，但孤舟重洋，沒有有效的辨別方向的工具，成本是相當高昂。

船紋銅提桶紋飾拓片 (網上圖片)

宋代為中國南方遠洋航行的高峰，除了大量巨艦建造記錄，學者還表示離不開航海技術突飛猛進。技術突破的標志，就是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上。目前學術界公認有關指南針最早記錄，來自北宋朱彧於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所撰的《萍州可談》：「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或以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當時他根據父親朱服在廣州做知州時的所見所聞而寫。朱服則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至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任廣州知州，即廣州海船上使用指南針的時間不會晚於此時。

根據現代學者研究，中國最初的指南針採用的水浮法。後來，水浮法指南針被稱為水羅盤—先將磁化鐵針穿過燈芯草，浮在水上，水上轉動磁針就能指引方向，再將之與方位盤結合，就成了「水羅盤」。出現時間大約在南宋。南宋趙汝適《諸蕃志》載：「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繫矣。」船上有專門負責守著羅盤者，不斷修正航向，皆因這是船隻安全關鍵。

用羅盤導航，可以說是今天海圖經緯化之始。借助先進設備，宋朝海外貿易超過前代，成為世界從事海外貿易的重要國家。那時中國商船的蹤跡，近至朝鮮、日本，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

宋代海船出土 (網上圖片)

指南針在中國古代經歷長時間演進。學者指，東漢王充《論衡》中所記「司南之構杓，投之於地，其抵抵指南」，應是將磁石琢成磁勺，放在占卜用的星盤上來旋定南北。宋代莊季裕《雞肋篇》記載了兩隻水瓢中置磁石鐵屑，「施展」兩瓢相互吸引的幻術，這反映南宋初年司南已被指南針取代。

事實上，用磁石製造司南，需要琢玉工藝手段，費工費時，而且如果質料不精，極向不準，是很難完成，但當中國古人掌握磁石對鋼鐵人工磁化技術來製造指南針—將一根鋼針在磁石上摩擦磁化—就方便得多。這項發明最早的記載見於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夢溪筆談》：「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碗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渡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

《夢溪筆談》局部 (網上圖片)

另一方面，沈括精於天文曆法，並在圭表（為中國古代根據日影長度變化測定季節、劃分四季和推算曆法的工具）的地理子午觀測比較中加以證明「磁針偏角」，這項發現為古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成果。歐洲到了13世紀才發現。

在明代嘉靖年以前，中國海航一直使用水羅盤，但不太平穩。當中國傳統指南針於12-13世紀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後，歐洲人將磁針放在釘子尖端，可自由轉動，製成旱羅盤，性能更適用於航海。中國也在嘉靖年間後開始使用旱羅盤。

香港海員大罷工又有「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第一怒濤」之稱，其成功的因由少不了各界的合作，更多是眾多領導人物的不辭勞苦，如今期介紹的蘇兆徵。

蘇兆徵 (網上圖片)

蘇兆徵出生於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市)。因為家境貧苦，為了謀生，他18歲就赴香港在一外輪當苦力。香港海員這個群體經常涉足世界各地，來往於各國港口，接觸廣泛，見多識廣，消息靈通，蘇兆徵較早地受到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這使他思想比較先進，熱心於革命事業，為他建立日後成為工運領導的良好基礎。

中華全國總工會會旗 (網上圖片)

1908年，蘇兆徵加入中國同盟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他和其他海員一起，冒著生命危險，為革命黨人傳遞消息，秘密運送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為革命黨人籌集活動經費；有時革命黨人遇到密探追捕，海員們便機智地掩護和幫助他們脫險。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徽章 (網上圖片)

有一次，革命黨人計畫在廣東境內發動武裝起義，要求蘇兆徵等海員協助其運送一批軍火。於是海員們製造了一批箱子，把武器藏在裡面，偽裝成一些大人物的行李物品,在箱子外面故意貼上某某大人物的名片，放在船上顯眼的位置。海關等有關人員雖然看見箱子，卻不敢貿然打開檢查，生怕冒犯了大人物。船到了香港後，海員們便說要送去某某大酒店交給某某大人物，有關方面人員也不敢阻攔。就這樣，這批軍火就這樣順利地過了關，安全、及時地交到了革命黨人手中。

蘇兆徵臥室及讀書處 (網上圖片)

1921年3月，蘇兆徵和林偉民等人宣導，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員舉行的大罷工中，蘇兆徵被選為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和談判代表之一，接著任代理海員工會會長。

省港大罷工油畫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所有從香港開往廣州、江門、梧州等地的內河輪船，以及外埠開到香港的英、法、日、荷、美等國的海洋輪船，「霹靂一聲，一致罷工」。初時，罷工的輪船有90多艘，罷工人數約1500人。罷工的第二天，棄船登岸的海員工人，紛紛乘坐火車離港回廣州。停泊在港的大小輪船，頓時煙消火滅，空舟自橫，全無聲息。一星期內，罷工迅速擴大，並逐漸蔓延到汕頭、北海、瓊州、江門等地，還影響到新加坡、暹羅、上海等地港口。參加罷工的輪船增至123艘，罷工人數增到約6500人。至2月10日止，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增至168艘，貨物26萬餘噸。其中英船76艘，貨物12.7萬多噸。

蘇兆徵遺囑。由蘇兆徵口述，鄧穎超代筆。(網上圖片)

罷工使5條太平洋航線和9條近海航線陷於癱瘓，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遭到沉重打擊。至3月初，香港各行業工人紛紛支持海員工人的鬥爭，使這次大罷工發展成為香港工人同盟總罷工，罷工人數逾10萬人，其中海員約2萬餘人。全港各行業工人的總同盟罷工，使整個香港航運全部癱瘓，市內交通中斷，生產停頓，商店關門，秩序大亂，人心惶惶。港英當局驚呼：香港海員罷工「陷於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

蘇兆徵故居 (網上圖片)

位於珠海的兆徵紀念學校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持續了56天，蘇兆徵等領導人與廣大海員團結在一起，群策群力，立場堅定，始終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