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桌布之前都是在印度生產的，沒想到ZARA會來，以前不敢想，從沒見過這麼多訂單。」
中國的紡織廠。新華社圖片
「作為一家以內貿為主的商家，上一次我們接觸到印度的訂單，還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河北高陽榮天紡織有限公司的銷售經理王歡告訴內地21世紀經濟報道，9月以來其外貿訂單暴增，做工廠20年的他還沒有遇到過這麼火爆的行情。值得注意的是，其訂單增長最多的是內貿批發平台1688，「1688上一個月，毛巾訂單達到200萬條，很多最後都到了印度。」
但印度疫情嚴重，昨天新增新冠肺炎個案6.2萬，累計個案749萬，嚴重的疫情令大量工廠停工。
9月以來，印度多家大型出口紡織企業因疫情無法保證正常交貨，已有多個本來在印度生產的訂單轉移到中國生產，也有部分接單的工廠開始在中國直接採購。中國的紡織廠長們開始頻頻在內貿平台上接到多個來自印度的訂單。
內貿平台接到ZARA訂單，營業額暴漲5倍。
同樣位於河北高陽的一家名為「簡木青悅」的家紡工廠，也在內貿平台1688上接到了一個印度的大單。「開廠3年來，第一次接到印度訂單，開口就要浴巾5000條以上。」該廠總經理石松林說。
大量中國工廠在內貿平台接到來自印度的訂單。21世紀經濟報道圖片
浙江金華的家紡工廠橫崗家紡更是在1688這一內貿批發平台上接到了國際品牌ZARA的訂單——幾十萬條桌布，這佔到今年以來該公司總產量的60%，接單後其營業額比去年同期暴漲了5倍。
「這些桌布之前都是在印度生產的，沒想到ZARA會來，以前不敢想，從沒見過這麼多訂單。」橫崗家紡總經理舒介武說。
上述三家家紡工廠負責人均表示，為保障完成印度訂單，已新開了生產線，擴充兩至數倍的員工，每天加班加點連夜生產。
由於疫情遲遲無法得到有效控制，印度很多工廠沒有辦法如期開工，於是越來越多的紡織訂單被取消，或者轉向中國等其他國家。據染整百科消息稱，當前國內不少服裝製造的訂單已經排到了明年的5月份。
印度紡織工業聯合會（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Textile Industry，CITI）在7月致印度央行行長達斯的一封信中表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本財年總體需求量預計大跌25%~50%。在這種需求量的影響下，有25%左右的紡織廠和製衣廠可能將永久性關閉，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失業。
印度服裝製造商協會（CMAI）也在今年表示，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紡織業可能會裁員1000萬人。
印度紡織工業聯合會表示印度的紡織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但長久以來利潤一直相當低薄，由於在過去幾年里，印度經濟增速下滑，他們一直在苦苦支撐，未來兩年的日子恐怕將更加難過。
在2019財年，印度紡織和服裝業的整體規模為1620億美元，其中出口規模為370億美元。印度紡織工業聯合會此前預測，到2024至2025年，該行業的產值預計將增加到3500億美元，其中包括1250億美元的出口產值，新增3000萬就業崗位。
紡織業在印度工業中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在20世紀40年代末，印度紡織業佔全部輕工業產值的46. 2%，此後比例逐漸下降。
根據印度品牌資產基金會8月公佈的研究報告，2018財年，行業共雇傭了超過4500萬人。而在2019財年，紡織業佔到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在印度出口中的比重佔到了15%，是印度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
但是印度的紡織和服裝行業相當分散，特別是服裝業80%以上都是小微企業，而且印度的原棉和人造纖維對進口依賴很大，由於關稅高造成成本較高，而在疫情來臨後，港口停擺、運輸停滯，進一步打擊了印度的紡織服裝業。
印度紡織服裝業的現狀只是疫情下印度經濟的一個縮影。根據世界銀行10月7日發佈《南亞經濟聚焦》報告，本財年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萎縮9.6%，這是印度經濟增長四十年來首次收縮。
訂單轉移，令中國紡織服裝訂單成倍增長。
在商務部10月14日的一個媒體溝通會上， 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指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優勢明顯。
「在紡織品中有一個產品大家非常熟悉——口罩，作為全球最大的防疫物資供應國，中國向200多個國家提供了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出口保障。但如果剔除口罩產品，今年中國的紡織品的出口下降在兩位數。」
李興乾指出，中國科學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率先實現復工復產，有力保障了國際市場供給，也支撐了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順暢運轉。「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我們真誠希望印度能早日遏制疫情，恢復正常生產生活。」李興乾說。
目前，中國仍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2018年印度對中國的出口總額約90億美元，而從中國進口的則高達617億美元，貿易赤字近527億美元。其中，印度的紡織品及原料出口額為18.4億美元，佔其對中國出口總額的11.1%。
10月14日，21世紀經濟報道從阿里巴巴國際站獲取的數據顯示，從5月份開始，中國面料及紡織原材料訂單數增長超100%；服裝行業訂單數同比增長20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服裝行業在7月份實現3倍增長。
而海關數據顯示，前3季度，中國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出口8287.8億元，增長37.5%。
這種狀況至少能維持兩三年。
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研究員陳經表示，受制於印度的疫情和供應鏈管理的慣性，海外企業很難在生產者之間隨時切換，這一現象預計將維持兩到三年時間，但從長久來看，實現紡織行業的高科技革新才是未來發展之道。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10月13日公佈的數據，2020年1~9月，紡織服裝累計出口15156.7億元，增長12.2%，其中紡織品的表現尤為突出，增長了37.5%。
陳經認為，首先訂單的轉移與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是緊密相關的，印度的生產環境受到了極大的干擾，疫情在短期內很難結束。
當前印度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700萬例。印度多名醫學專家此前表示，根據病例增速預測，印度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數最多的國家，印度的抗疫工作正面臨嚴峻挑戰。
陳經表示，更為重要的是海外企業的供應鏈管理，不容許他們在中印之間隨時切換。他說，在建立了穩定的生產流程之後，沒有特殊原因，就不會斷然進行變化。如今印度是無法交貨，海外商家才會被迫把供應鏈轉到中國來。
他說，一旦轉移到中國來，就將維持一段時間，哪怕印度生產商表示可以重新接單，切換也將是個緩慢的過程。因為企業需要進行認真考察，是否「靠譜」，而經過一段時間後，海外企業已經適應了中國的生產體系，包括物流、檢驗，報關等流程。如果客戶最終接受中國的成本，訂單或將長期留存在中國。
陳經表示，紡織品行業是很特殊的行業，如生產毛巾，床單等產品，門檻極低，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這一生產能力。近年來，隨著中國人力成本的提高，確實有產業轉移的壓力。但他分析，傳統行業未必就是低科技行業，而實現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的結合，這正是中國所擅長的。
他說，紡織行業也會看到科技革新的苗頭，實現更高水平的自動化降低成本，這才是將訂單保留在中國的長久之策。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習主席南下深圳，見證了這個南方城市超乎尋常的成功。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發表了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的文章，講到香港如何借鑒深圳的成功。全文如下:
鄭永年。
深圳的成功可以給香港哪些借鑒？
40年，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市，深圳的崛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個奇跡。
深圳是中國的特區，但她的成功並不特殊，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從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到深圳崛起的邏輯，從深圳的崛起則能加深對當代中國發展的認知和理解。
深圳如今已經成為大都會。
一
深圳的成功，有哪些可供其他城市借鑒的經驗呢？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說。
領導力是首要的。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城市，領導力對發展的影響無疑至為關鍵。西方盛行新自由主義，相信「自由就是發展」，他們把「自由」和「發展」等同起來，並且把「自由」等同於沒有政府的干預。
深圳的發展和這一信條格格不入，甚至相反。人們可以說，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成功是因為遇上了哈佛大學丹尼·羅德里克教授所說的「超級全球化」的機會。
這個觀點並沒有錯。不過，機會是平等的。放眼全球，在這一波「超級全球化」下，有幾個城市像深圳那樣崛起了呢？成功的城市屈指可數。
與此同時，有多少城市眼睜睜地衰落了呢？美國的鐵鏽帶城市便是典型。亞洲不少城市要麼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麼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後受困於國內撕裂的政治而停滯不前。深圳則不同。
深圳不僅抓住了「超級全球化」這個機遇，並且有效克服了兩波經濟危機（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在困境中不斷升級自己，超越自己，不僅提前實現小康社會，也提前進入了高收入城市行列。
這背後就是領導力。領導力來自一個具有使命感的執政主體。對這個執政主體來說，發展便是責任，責任驅使這個執政主體永不停步。實際上，深圳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後再次創造了東亞奇跡。
深圳並不缺乏危機，但因為具有堅強的領導力，每次危機都為深圳提供了新的機遇。深圳的產業升級和危機不可分，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都促成了深圳的產業升級。
深圳高樓大廈林立。
二
深圳的領導力離不開有效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在過去40年里，中央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權力，無論是法律層面還是實際政策操作層面。有了充分授權，深圳才能發揮出巨大的地方創新能力。同時，中央提供了強大的政治保障，不然，深圳的地方創新要獲得成功會變得異常困難。
深圳當然也沒有辜負中央賦予的使命，不僅獲得了自身的成功，而且充分展示了區域經濟輻射和擴散效應，使更多的地方受惠於深圳的發展。
更為具體地說，深圳處理好了幾個重要的關係：
首先是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普遍原則，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實際上，這個普遍原則來自深圳等改革開放先驅的實踐經驗。作為特區，深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但深圳並沒有走向西方新自由主義或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而是找到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平衡點。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平衡、親商與親民之間的平衡等等。
深圳的國有企業擔負了建設一個大型城市所需要的幾乎所有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基礎設施投資週期長、回報低，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民營企業缺乏足夠的動機來承擔這些建設。
所以，即使是西方自由主義鼻祖亞當·斯密也主張國家承擔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政府的作用更體現在政府為企業所提供的優質服務上。「政府更好的作用」使深圳國企強，民企更強。
深圳已經集聚了眾多的大中小微型民營企業，它們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上運作，互相競爭和合作。作為製造業中心，即使就全球而言，深圳的產業完整性和產業鏈的齊全性也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
其次，深圳確立了有效的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城市層面，一個最難處理的關係便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在當今世界，一些地方經濟發展了，但社會處於不穩定狀態；在另一些地方，經濟得不到發展，社會落後不穩定；也有些地方，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始終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而深圳則獲得了兩個可持續性，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穩定。
歷史地看，發展並不等於穩定，大規模的不穩定往往出現在一個社會的高速發展過程之中，或者在獲得相當的發展之後。深圳的社會穩定來自對社會公平的追求、來自深圳居民的真實獲得感、來自社會機會的開放性。
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具有不同的訴求。
西方總說中國是「一黨專制」，社會影響不了政府的政策。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在西方，人們週期性（每隔幾年）投完票之後，政治參與就結束了，政治人物要麼不能兌現選舉時的承諾，要麼置民意於不顧。這也是今天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源，反映出來的是普通民眾對精英階層的仇恨。
但在中國，社會對政策的參與具有連續性，社會對實際政策的影響是那些通過選票途徑的國家不能比擬的。
就深圳而言，人們不難觀察到，政府的很多決策過程是開放的，政策一方面受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又不會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或者特殊的「民意」所挾持，因為政府需要通盤考慮社會整體的利益。
這就有效避免了西方社會「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情況，政府不會因為一些利益的反對而不去追求社會的整體利益。
第三，深圳有效處理了發展與制度創新之間的關係。發展和制度之間的關係在於：發展需要制度創新，但發展的成果需要制度作為保障。因為中央的充分授權，深圳的制度創新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正是這些制度創新促成了深圳方方面面的快速發展。
然而，人們也不應當忘記，制度創新有底線，那就是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制度創新如果不能把握這個原則，便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四，深圳也有效實現了外部資本與內部資本的平衡。這一點非常重要，但也往往被忽視。深圳開始時一窮二白，發展從外資起步，沒有外資尤其是港資的進入，深圳早期的發展會變得極其艱難。
但在完成早期發展階段之後，深圳充分重視內資的作用，培養了數量龐大的本土企業。一個城市如果外資佔據主導地位，那麼必然深受國際環境的影響，甚至難以抵擋外在環境的變化；但如果一個城市封閉起來，不受外資影響，那麼這個城市也難以趕上時代的步伐。深圳在處理內外資本方面是成功的。
三
深圳的發展對其鄰居無疑具有很深刻的借鑒意義。
深圳早期的發展獲益於靠近香港，不僅僅是來自香港的資本，更是來自香港轉移出來的產業。鑒於香港的發展空間有限，香港把那些附加值低的產業轉移到珠三角，然後在金融、教育等服務業集中自身優勢。這無疑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是大勢所趨。
但近年來，香港為「認同政治」所苦，把所有的事情都泛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客觀上說，香港的發展已經離不開珠三角，更離不開深圳。無論是金融還是教育，香港必須有服務對象，那就是粵港澳大灣區。但人為的「認同政治」硬把香港和內地隔離開來。
在社會層面，「認同政治」導致社會價值觀高度分化。香港一些群體尤其是年輕人思想被西方「殖民」，「認同政治」激進化，把自己無限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一些人以為掌握了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真理，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認為訴諸暴力也是「正確的」。
這種邏輯體現在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中，而香港尤甚。儘管這種行為與香港的實際利益背道而馳，但因為有西方物質和輿論上的支持，一些人仍然以「道德」來論證自己的暴力行為。
從政治上說，香港的「認同政治」演變成為赤裸裸的「對抗政治」，反對派為了反對而反對。這種「認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使香港面臨長期「無政府狀態」的極端風險。
分化的社會和弱政府使香港缺失一個治理主體。這種情況下，香港不僅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也使得上述深圳所能實現的諸多平衡變得不可能。
可以說，大灣區建設、深圳的社會主義先行試驗區等重大政策議程是香港的機遇。從經濟來看，只要處理好和大灣區的關係，香港仍然具有發展和更上層樓的巨大潛力。
香港的挑戰是政治上的。如果政治的分裂使得香港不能抓住機遇，不能接受挑戰，那麼如同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樣，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大灣區內，香港不孤獨，也不能自我孤立起來。香港必須隨著大灣區城市的進步而進步。不進則退，沒有一個城市可以不通過持之以恆的努力取得進步，香港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