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在古代也被稱為舅父,是指母親的兄弟,在漢族傳統中地位舉足輕重。中國民間有很多種說法,例如「天上雷公,地下舅公」或「天上老鷹大,地上舅公大」,地位和權威可見一斑。那為什麼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舅舅地位最高?就要從母系氏族社會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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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人類社會存在兩種親屬制度,一種是以母系親屬為世系繼承制度;另外一種就是以父系親屬為世系繼承制度。母系氏族時期的親屬制度,是以母系親屬為世系繼承的,而父系氏族公社時期的親屬制度則是以父系親屬為世系繼承。父系制度一直延續到古代社會,甚至在近代社會的早期階段依然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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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姑蘇繁華圖》局部,描繪婚禮情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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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系氏族社會公社時期,人們的姓氏、財產都是繼承於母系,擁有一個共同的母系祖先。當一個社會的姓氏和財產都繼承於母系的時候,舅舅的地位就相當於父親,因為他是一個人最親的男性親屬。在中國古代社會,舅舅的地位如此之崇高,實際上就是母系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傳統。
中國古代社會即使強調父權,但由於母系氏族社會遺下來的傳統,舅舅往往是母親家族的父權代表,一旦有事務涉及到母親和外甥,舅舅擁有重要的話語權,例如在中國一些地方,外甥婚宴時,舅舅需要坐在上位;母親是否要改嫁,也必須徵得舅舅的同意。而現時,閩粵地區客家人中,外甥滿月時要由大舅主持宴席,在席位上,舅舅也必須要坐在「最大」的位置。
清代《姑蘇繁華圖》局部,描繪婚禮情況 (網上圖片)
中文裡的「親戚」,實際上是兩個概念:「親言族內,戚言族外」,「親」指的是父系親屬,而「戚」指的是母系親屬。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姓氏繼承於父系親屬,那麼自然地,族內親屬就是指與自己同姓的父系親屬,而族外親屬指的就是與自己不同姓的母系親屬。
所謂的族內親屬,按遠近關係分別是:父親、伯父、叔父、兄弟、從兄弟等等,族內親屬為同宗,財產繼承與家族權力都是在族內運轉,而不會跑到母系親屬那一邊。所以,族內親屬之間往往會涉及到財產繼承與家族權鬥,這時,對自己構成最大威脅的就是伯父和叔父。
影視中的漢代百官上朝情景 (網上圖片)
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的皇室雖怕外戚干政,但更怕宗室奪權。比如周文王伯父是泰伯和仲雍,古公亶父欲立三子季歷為王,於是泰伯和仲雍只好主動讓位並來到吳地,斷髮紋身。泰伯後來成為吳國的第一任國君,仲雍則為第二任國君,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泰伯奔吳」的歷史典故。
又如漢武帝登基前,對皇位構成最大威脅的就是他的叔叔梁孝王劉武,所以劉武一旦來到朝中,漢王朝勢必會發生爭奪皇位的權鬥。《漢書》載:「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 」漢武帝重用田蚡,原因就是他是舅父,就算即使干政得要去到爭奪皇位,最終成功改朝換代也要更多的條件,可謂困難重重。
中國古代社會,千千萬萬的小家庭同樣也面臨這個問題,在財產繼承與家族權鬥方面,伯父、叔父總會與侄子發生一些摩擦。所以,侄子與伯父、叔父的關係不怎麼好,而外甥與舅舅的關係卻非常要好,因為,族外親戚與自己不同姓,難以爭奪家族財產與家族權力。
香港海員大罷工又有「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第一怒濤」之稱,其成功的因由少不了各界的合作,更多是眾多領導人物的不辭勞苦,如今期介紹的蘇兆徵。
蘇兆徵 (網上圖片)
蘇兆徵出生於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市)。因為家境貧苦,為了謀生,他18歲就赴香港在一外輪當苦力。香港海員這個群體經常涉足世界各地,來往於各國港口,接觸廣泛,見多識廣,消息靈通,蘇兆徵較早地受到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這使他思想比較先進,熱心於革命事業,為他建立日後成為工運領導的良好基礎。
中華全國總工會會旗 (網上圖片)
1908年,蘇兆徵加入中國同盟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他和其他海員一起,冒著生命危險,為革命黨人傳遞消息,秘密運送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為革命黨人籌集活動經費;有時革命黨人遇到密探追捕,海員們便機智地掩護和幫助他們脫險。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徽章 (網上圖片)
有一次,革命黨人計畫在廣東境內發動武裝起義,要求蘇兆徵等海員協助其運送一批軍火。於是海員們製造了一批箱子,把武器藏在裡面,偽裝成一些大人物的行李物品,在箱子外面故意貼上某某大人物的名片,放在船上顯眼的位置。海關等有關人員雖然看見箱子,卻不敢貿然打開檢查,生怕冒犯了大人物。船到了香港後,海員們便說要送去某某大酒店交給某某大人物,有關方面人員也不敢阻攔。就這樣,這批軍火就這樣順利地過了關,安全、及時地交到了革命黨人手中。
蘇兆徵臥室及讀書處 (網上圖片)
1921年3月,蘇兆徵和林偉民等人宣導,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員舉行的大罷工中,蘇兆徵被選為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和談判代表之一,接著任代理海員工會會長。
省港大罷工油畫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所有從香港開往廣州、江門、梧州等地的內河輪船,以及外埠開到香港的英、法、日、荷、美等國的海洋輪船,「霹靂一聲,一致罷工」。初時,罷工的輪船有90多艘,罷工人數約1500人。罷工的第二天,棄船登岸的海員工人,紛紛乘坐火車離港回廣州。停泊在港的大小輪船,頓時煙消火滅,空舟自橫,全無聲息。一星期內,罷工迅速擴大,並逐漸蔓延到汕頭、北海、瓊州、江門等地,還影響到新加坡、暹羅、上海等地港口。參加罷工的輪船增至123艘,罷工人數增到約6500人。至2月10日止,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增至168艘,貨物26萬餘噸。其中英船76艘,貨物12.7萬多噸。
蘇兆徵遺囑。由蘇兆徵口述,鄧穎超代筆。(網上圖片)
罷工使5條太平洋航線和9條近海航線陷於癱瘓,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遭到沉重打擊。至3月初,香港各行業工人紛紛支持海員工人的鬥爭,使這次大罷工發展成為香港工人同盟總罷工,罷工人數逾10萬人,其中海員約2萬餘人。全港各行業工人的總同盟罷工,使整個香港航運全部癱瘓,市內交通中斷,生產停頓,商店關門,秩序大亂,人心惶惶。港英當局驚呼:香港海員罷工「陷於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
蘇兆徵故居 (網上圖片)
位於珠海的兆徵紀念學校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持續了56天,蘇兆徵等領導人與廣大海員團結在一起,群策群力,立場堅定,始終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