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避諱文化」源遠流長，直到今日，人們仍會以各種「避諱」的方式保護自己，免除厄運。所謂「避諱」，根據《說文解字》：「諱，忌也」，即是要避開一切觸犯禁忌的事物。「避諱」除了迴避對統治者大不敬的事物外（如勿與皇帝的姓名用字相同），還在不同的層面上體現。
首先，字的發音和意思也會造成不同的「避諱」現象。由於一音多義，那些與不祥事物讀音近似的字往往會「殃及池魚」。例如「四」的發音，與「死」相近，人們因而厭惡、排斥和迴避帶「四」的事物，如一些高層建築在樓層和電梯編號時會刻意跳過帶有「四」或「4」字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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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高層大廈的電梯編號都刻意跳過「4」字樓層。（網上圖片）
典故《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諷刺統治者胡作非為。（網上圖片）
扇子很美，但「扇」與「散」發音相近，也有人避諱。（網上圖片）
「通勝」之名由「通書」而來，因為古人忌諱「書」。（網上圖片）
上月，某外國傳媒製作賀年食譜與讀者慶祝農曆新年，卻誤將葬禮用品吉儀、金銀衣紙當成利是封、餐巾，令人啼笑皆非。（網上圖片）
不少高層大廈的電梯編號都刻意跳過「4」字樓層。（網上圖片）
典故《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因「避諱」而起。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有一州官田登，不喜歡別人直呼其名，而「燈」與「登」同音，於是他便下令全州的百姓，稱「燈」為「火」。當時正值上元節放燈的日子，於是官吏便在文書上寫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一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正是諷刺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甚至胡作非為，而老百姓的正當言行卻受到種種限制。
典故《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諷刺統治者胡作非為。（網上圖片）
送禮時，人們忌諱「送鐘」，因「鐘」與「終」讀音相同，等同辦理父母喪事之意；此外，扇子雖然物輕情意重，但仍有人認為不宜送「扇」，因為「扇」與「散」發音類似，含離別之意。
扇子很美，但「扇」與「散」發音相近，也有人避諱。（網上圖片）
又譬如，商人不想見「輸」、「虧」等字，故同音字「書」不能說，甚至將「通書」改成「通勝」。另外，大家在麵店所吃的「牛脷」、「豬潤」、「豬紅」等食物的名稱，亦與「避諱」有關。「脷」指舌頭，可「舌」卻與「蝕」的廣東話同音，對商人而言，「蝕本」十分不吉利，便以「利」之諧音「脷」取替；「潤」指的是「肝」，因「肝」與「乾」同音，意味甚麼也沒有，故人們將「肝」改成「潤」，意為有利潤；「紅」則是人們忌諱血，故以「紅」替代「血」，以免聯想到血腥畫面。
「通勝」之名由「通書」而來，因為古人忌諱「書」。（網上圖片）
除了語言，「避諱」亦具有其歷史性，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保留、改變或消失。例如「原來」、「原由」二詞，在明初以前，正寫應為「元來」、「元由」；元朝滅亡後，人們痛恨元朝惡政，害怕元朝捲土重來，重新掌權執政，故將「元」改寫成「原」；但到了清代以後，人們不再害怕「元」字，因此「元來」、「元由」二詞又重獲使用。
中國文革期間，人們忌用「先生」、「小姐」、「太太」等具有資產階級意味的稱呼，而文革結束後，這些稱呼則重新使用。
此外，各行各業亦有自己的避諱語言。例如漁夫和水手等與行船有關的職業，害怕聽到「翻」、「沉」、「住」等字，「筷子」名稱的由來便與之有關。據明代陸容的《菽園雜記》：「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而「筷子」古稱「箸」，而船家特別忌諱「箸」(與「住」同音)，因為他們最怕船拋錨停「住」和被蟲「蛀」，這樣便無法前行捕魚，沒有生意。在這種迷信諧音的思想影響下，海上人便以「快兒」稱呼「箸」，以圖吉利，之後再演變為「筷子」。
「筷子」古稱「箸」。（網上圖片）
「避諱」也體現在節日上。古人認為，每逢喜慶日子，神仙會下凡與民同樂，故他們在言行舉止上會格外小心，以免得罪神靈。例如過年期間，若要添煤，需說成「添火」，既為家中帶來火旺，又能避免「添『霉』」；遇到有人來賣柴，若不想買，千萬不能說「不要」，應說「已有」，因「柴」與「財」音相近，不要「柴」猶如不要「財」。
《禮記．曲禮上》有曰：「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意思指到了新地方，應先打聽當地的風俗習慣，以免觸犯禁忌。
所謂「飯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講」，但隨著時代變遷，人們變得百無禁忌，許多「避諱」之事逐漸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上月，某外國傳媒製作賀年食譜與讀者慶祝農曆新年，卻誤將葬禮用品吉儀、金銀衣紙當成利是封、餐巾，令人啼笑皆非。（網上圖片）
中國歷來對於外來文化採取包容的態度，兼收並蓄，唐代便廣泛地招胡人當兵。
有明一代，西方軍事發展一日千里，所造的火槍及火炮威力驚人。當時有識之士紛紛建議加以引進，實行軍事現代化，可視之為明代版本的「洋務運動」，並在戰場上隨即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當時有更大膽的想法是向葡萄牙借兵，甚至是組聯軍抗清，看似十分成功，為何最終功敗垂成？
明代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之壯舉，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隨後實行海禁，把海洋霸權拱手相讓予西方。然而在明末之際，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授西方知識。與此同時，葡萄牙及荷蘭等國積極發展東方貿易，在威迫利誘下積極打開中國市場，也使明室有更多接觸西方知識的機會。而在西方列強中，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後者更以年付500兩白銀予明室的代價，順利取得澳門地的使用權達400年之久。當時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不少事項更會讓澳門的葡萄牙作中間人，可見中葡雙方關係之密切。
徐光啟(右)與利瑪竇 (網上圖片)
1626年，明軍和後金在寧遠一帶交戰，最終明軍大獲全勝，這是明朝軍隊第一次打敗後金，史稱寧遠大捷。這次戰役中，來自葡萄牙的紅衣大炮表現亮眼，炸死後金高官多名，其中包括一名正白旗護軍統領，金兵也受到重創。明朝的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紅衣大炮的威力，其中就包括徐光啟。作為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徐光啟曾與利瑪竇合作翻譯過《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他還是一位天主教徒。
1629年，剛登基不久的崇禎就遭遇了己巳之變，後金皇太極繞過山海關從蒙古入關，兵鋒直指北京，永平四城失守，畿輔震動。最後在袁崇煥的苦戰之下，皇太極才退去。差點被一鍋端的崇禎嚇破了膽，聽信謠言淩遲了袁崇煥。袁崇煥被殺後崇禎問政于大臣，該怎麼對付後金。時任禮部尚書徐光啟向崇禎說明了紅衣大炮的威力，並提議「置辦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應用」。崇禎一聽紅衣大炮火力巨大，就採信了徐光啟的建議，派人到澳門購炮招兵。
紅夷大炮複製品 (網上圖片)
葡萄牙人自1553年後取得澳門的居住權，在1616年更開始委任澳門總督，對澳門的葡萄牙人進行自治，當時澳門不僅有葡萄牙艦隊還有軍隊，成為現成可用的軍隊。澳門總督對於明朝派兵的提議很是感興趣，最後雙方達成一口價4萬兩白銀的協定。按曾德昭《大中國志》記載，葡方準備一支400人的部隊，以葡人為主，及部分中國人與少數黑人等所組成。
可是誰知道主張「洋務」的徐光啟卻遭到中央政敵和地方官員彈劾，說引外夷入境，在天子腳下操兵弄器，堂堂天朝怎麼能向蠻夷借兵，於是崇禎只能作罷，急令已經走到南昌的葡軍返回澳門，計畫也因此破產。
雖然聯軍一事無疾而終，但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徐光啟的門生孫元化將繼續組建西洋火器營的未竟之業。崇禎四年(1631)三月，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積極引入葡人炮手，並由工匠護送大炮，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
《神器譜》(網上圖片)
登萊與遼東的後金軍僅一海之隔，時有戰事發生，是紅夷大炮實驗其效能的一個理想基地。孫元化等人在登萊編練火車營，以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孫元化對西方火器十分熟諳，以為「中國之銃惟恐不近，西洋之銃惟恐不遠，故必用西洋之法。」孫元化更著有《西法神機》，成為中國最早系統介紹了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書藉。
在孫部效力的葡萄牙炮手前期有13人，後來增加到40餘人，他們成立了一支模範炮隊，作為明軍孫元化部炮兵的示範部隊。這批葡籍雇傭軍拿著比周圍明軍官兵高幾十倍的工資，確實幹活也很有職業精神，教授明軍炮手各種技術也十分認真，工作幹得很不錯。
葡萄牙雇傭兵到達登萊僅1個月後，就直接參與了戰事。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孫元化部屬張燾和葡萄牙統領公沙的西勞等，使用西洋火器 ,在皮島戰役中大敗後金。此次運用西式火器的海陸攻戰「戰艦蔽海，連日進戰，炮煙四塞 ,聲震天地」。戰鬥中能熟練操縱西洋大炮的，主要就是先期到達的13名葡萄牙炮手。據湯若望授、焦勖纂《火攻挈要》所載︰「崇禎四年，某中丞(指張燾)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殲敵萬餘，是其(指西洋大銃)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
明軍曾積極引進西方火器 (網上圖片)
此戰是皇太極直接指揮後金兵第一次攻打皮島,借道朝鮮由皮島北面渡海。金兵不會水戰，而明軍有百餘戰船和西洋大炮參戰，其結果不難想像。當時朝鮮人曾記錄下後金兵「扶傷盈路，不可勝記；柞鹵俱漂，草木渾腥」的慘狀。雙方激戰十餘日，後金兵也打得十分頑強，「猶潰而複合，合而複潰，如是者再四」，可是血肉之軀終究不是西洋炮火的敵手，戰鬥意志再強也敵不過炮火，後金兵被迫放棄進攻，「畏縮奔於八十裡之外，不敢複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後金兵自朝鮮撤兵，七月二日回了瀋陽。
不過崇禎五年(1632年)登州之戰中明軍失利，孫元化等人兵敗被處死。崇禎六年(1633)，徐光啟與世長辭，明室引進西洋火炮之事無以為繼。加上部分降後金後，使後金軍取得相應之技術，並能通過仿製紅夷大炮，戰事對明軍日益不利。
隨著1644年北京城破，明代自此退出歷史舞台，由南明繼續抗清之業。此後葡萄牙人的火炮繼續發揮其餘熱。然而，儘管西洋大炮威力驚人，但遺憾的是數量太少，不足改變整場戰爭。另外，南明內部的紛爭也給予滿清可乘之機，最終未能扭轉形勢，而中國也錯失一次軍事現代化的機會，以致在鴉片戰爭後及後的戰爭中屢次敗於西方烈強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