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疫情嚴峻，形勢未明。5日再增3.75萬宗確診病例，防控戰仍處艱難時刻。
這兩日，紫荊雜誌社、新華社先後刊發專訪文章，介紹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國家衛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對香港疫情的看法。
此時，梁萬年給出觀點無疑十分及時且重要。
一方面，中央高度關注，希望全面瞭解香港疫情及防控工作現狀，以便提供全面有效支持；另一方面，香港高度關注，希望真正釐清疫情形勢及防疫工作安排，以便理順機制人心。
二
對香港社會而言，梁萬年的觀點不僅代表梁萬年自己，代表援港防控專家本身。特區政府及市民均會將其觀點理解為中央的看法，從中找尋努力方向和施策依據，平衡或調整對疫情發展的預期。
專訪文章中，梁萬年談觀察、談認識，有思考、有建議，亦表述謹慎亦信心十足。透過其所給出的一系列觀點，已可初步窺探香港疫情現狀及香港當下防疫工作的走向。
同時，如梁萬年所言，目前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工作尚處調研瞭解情況的第一階段，尚未向特區政府提供系統性的抗疫方略建議。這個時候，香港社會也有誤讀梁萬年觀點的可能。
這些誤讀，或體現在：
1.認為香港防疫抗疫的目標尚未確定；
2.認為香港穩控疫情並沒有「時間表」；
3.認為香港必然拋離內地防疫模式；
4.認為香港現有防疫做法將基本不變。
三
剖析這些「誤讀」之前，不妨再對梁萬年觀點作簡單梳理。
專訪中，對香港疫情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梁萬年大概有以下認識：
1.當前香港防疫的階段性目標，是減少感染、發病，減少重症、死亡；
2.達成階段性目標，需要把有限資源和精力投放在重點人群、重點區域和重點機構上；
3.老人是重點關注群體，要解決其聚集性感染問題、疫苗接種率不高問題；
4.要強化分診機制，有效甄別病人，及早把有可能成為重症和危重的高危病人篩選出來，提前給予相應的干預和治療；
5.要發揮方艙醫院等社區隔離治療設施作用，防止輕症轉重症；
6.要重視教育市民，通過各種渠道向市民傳遞防控知識技能；
7.要加強特區政府各部門工作協同，對不同系統和部門的疫情信息進行有效聯動整合，做好疫情研判分析；
8.最終的決策靠香港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履行抗疫主體責任，全體港人是抗疫主力軍，全社會廣泛動員和參與進來，才能夠取得抗疫的最終勝利。
除了這些分析和初步建議，專訪中，還有兩個方面更讓香港社會關注，乃至因此產生了遐想。
一則，梁萬年在專訪中並未提及「動態清零」、「全民檢測」、「封城」等；
二則，梁萬年在專訪中對香港市民及特區政府都給予充分肯定。
在新華社刊發的文章中，梁萬年的原話是：「雖然新冠疫情現仍處在上升階段，但我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在深化，香港有較好的醫療資源條件，城市治理和管理能力也比較強，尤其是有中央的支持，有特區政府的堅強領導，有社會各界團結一心，這些都是戰勝疫情的有利條件。」
這兩個方面，也正是「誤讀」梁萬年觀點的主要致因。
四
現就這些「誤讀」之一分析之。
1.香港防疫抗疫目標是否已調整？
香港現在日增確診病例數萬宗，第五波疫情以來累計已達42.7萬宗。香港醫療資源早已透支，已建和在建隔離治療設施（共7萬多床位）即便全部投入使用，也無法滿足所有患者需要。因此，目前香港被感染的絕大多數人只能居家自救自愈，密切接觸者也只能居家觀察。
因此現實情況，很多香港市民認為，香港及中央都不得不放棄「動態清零」的目標，也正是因為調整了目標，所以梁萬年才提出將「四個減少」作為當前防疫的階段性工作重點。
這種判斷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夠準確。
（1）香港已感染人數太多，不能悉數隔離收治是必然的。這裡應有的認識是：一方面，不能全部隔離收治，不代表部分隔離收治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因為暫時無法做到全部隔離收治，所以必須基於現實調整階段性工作重點，但這並不代表調整了香港防疫抗疫目標。
（2）總書記2月16日的指示很清楚，「盡快穩控疫情作為（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國家領袖在指示中明確了「盡快穩控疫情」這一目標，就意味著這一目標不可能改變，也不容目標下調。
可以說，從著力「四個減少」出發，以「盡快穩控疫情」為要，向實現「動態清零」而去，是香港防疫抗疫工作不變的路線圖，目前香港防疫防疫的戰略目標沒有調整，優化的只是策略方法。香港走向或實質性走上「與病毒共存」的道路，絕非中央所樂見、所容許。
2.穩控香港疫情是否沒有「時間表」？
面對記者相關提問，梁萬年在專訪中並未給出具體的短期目標。因此，很多香港市民認為，中央對盡快穩控香港疫情沒有給出時間表。
於此方面，總書記2月16日的指示已經很清楚，核心關鍵詞就是「盡快」二字。並且，他指出這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都知道，香港今年要進行特首選舉，7月1日即是香港回歸25週年紀念日。而此前為了香港專心防疫抗疫工作，還推遲了特首選舉安排。
顯而易見的是，「盡快」肯定不是一年兩年，「壓倒一切」也不可能一直持續，導致特首選舉無限期推遲和特區回歸史的重大慶祝活動受阻。特區政府應該了然於胸的是，有個「時間表」已擺在面前，那就是最晚「七一」前實現穩控香港疫情的目標。並且，這「穩控」二字的含義也絕不是群體免疫，就是基本意義上的「動態清零」。
3.香港防疫抗疫是否已完全拋棄「內地模式」？
梁萬年在專訪中，確實沒有提及「全民檢測」及「封城禁足」等做法和概念。據此，香港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中央有關方面對香港實行全民檢測不再提建議，且並無建議特區施行封城或局部封城的計劃。
實際情況是：
（1）梁萬年已坦言，目前專家組的工作是調研，還沒有到提出建議的階段；
（2）是否「全民檢測」，亦如其他防疫方略，「最後靠的是特區政府的決策」；
（3）「全民檢測」即便目前在香港已錯過最佳時機，但不代表此前不該進行、此後不能進行。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特區政府在第五波疫情暴發之前即有「全民檢測」的詳細計劃，暴發之後即有「全民檢測」的系統安排，香港疫情不至於到今天難以收拾。
更直白點說，不是「全民檢測」不可行、不管用，而是由於特區政府工作前瞻性不夠、謀劃性不足，對「全民檢測」半信半疑、將信將疑，讓這一強有力的防控手段錯過了最佳時機、失去了最大效能。
梁萬年等中央援港防控專家，基於香港實際，提出的當然是適合香港的內地防疫經驗。香港不存在拋離內地模式、完全另起爐灶的可能。否則，中央派有經驗的專家到香港幹嘛來了呢？！
可以預見的是，內地的成功防疫經驗，將更廣泛地體現並應用於香港防疫工作中。
五
就最後一個可能的「誤讀」，需要專章說明。
專訪中，梁萬年高度評價香港市民的健康素養水平，對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也給予了肯定。
於此方面：
1.特區政府不能據此認為，中央對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是完全滿意的；
2.香港社會不能據此認為，香港目前的防疫抗疫做法將保持基本不變。
特區政府須認識到，這是梁萬年對特區政府的鼓勵和期望。自己的工作幹得好不好，特區政府自己最清楚。
從大的方面看，第五波疫情失控，正是工作不力所致，這是最大的失敗。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內地，特區一眾高官下場將如何，他們心裡應該很清楚。
而從最近三件小事看，更反映特區政府於此方面，還存在諸多嚴重問題。
1.此前為了更全面掌握疫情形勢，特區政府調整了檢測確診程序，容許市民可以用快速檢測結果自行上網登記申報。
可相關調整已逾一周，特區政府早該建立的登記申報系統還未上線。直到今天還在說「暫時未能確實快速測試登記平台的推出日期」。
特區政府口口說自己處於戰時狀態，難道這就是戰時狀態應有的響應和作為？
2.中央全速援建香港方艙醫院，歷時近一周就在青衣建成一座，多少人為此夙夜辛苦、連日不休，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青衣方艙醫院共3900個床位。而從2月28日建成到現在，只有150人入住。是沒人要住嗎？是沒人符合資格住嗎？
中央提供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應當全速落實。不能相向而行，爭分奪秒，何以盡快穩控疫情？
3.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送物資、送人手，抓援建、抓捐獻，甚至為了香港市民吃上新鮮肉，還專門組織了38名內地屠宰人員來港支援。
而內地屠宰人員2日已經到港了，至今仍未開工，原因就是香港食環署工作協調不力。
一方面市民買不到新鮮肉，一方面支援人員開不了工，特區政府又做了什麼呢？
諸事諸般，都反映特區政府在扛起主體責任上，責任壓得還不夠實，動作還不夠快，合力尚未形成。而特區政府如果將梁萬年的肯定，作為自己還幹得不錯的理據，甚至視為可以慣性延續的理由，那就是錯得離譜了。
特區政府相關人員不妨換個角度想想，如果特區各方面工作都做的很好，又何須中央派人支招支持呢？
3月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七次協調會。
他表示，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勇於擔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踐行就職誓言。
是其是，非其非。特區政府當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履職盡責要用實幹實績來檢驗。無疑，梁萬年在為他們加油鼓勁，而他們還需真正證明這一點。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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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香港獨特的“被塑造”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觀念中，有一些時點具“標志性”意義，有一些事早已習以為常。甚至一些香港人，將之看作香港本身，代表著香港全部的核心價值和基本精神。其執念，讓他們畫地為牢，難以跟隨這時代，並讓他們陷入深深的沈郁和焦慮中，無法正視眼前的一切，接受一個正蛻變的香港。
2020年11月17日，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開幕，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致辭中說：
“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也在變。香港之變既有被動的變，也有主動的變，包括政治上撥亂反正，在經濟民生領域以改革的勇氣破解難題。在這個變的過程中，難免有‘陣痛’，但總趨勢必將是越來越好。”
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一年過去了，香港在系統嬗變中深刻調整，真正邁進了“一國兩制”的新時代，而對“變”與“不變”的認識論，香港一些人仍未理清，“陣痛”還未消弭。
於舊時代的“留戀”，在新時代的“仿徨”，對於香港的何去何從，他們內心錯亂，欲辨明也欲逃避。他們需要跨過這心坎，看到一個正漸進的更光亮的香港，驅散其心頭的“陰霾”，在新時代輕裝上陣，積極奔赴。
二
對於香港問題的實質，張曉明直言不諱，早已說明：
“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一年前的6月8日，他在《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上進一步指出：
“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端正認識論，探尋方法論。一年來，中央正是從破解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出发，通過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推動了香港的撥亂反正，實現了香港的大破大立。
於是，一年來，香港變化也大。
也正因為如此，因為“變”的劇烈、“變”得生動、“變”得深刻，讓“變”顯得醒目，讓“不變”顯得“黯淡”。
香港社會的一切“陣痛”，正源於如此。
他們或認為，“變”似乎太多了，“不變”似乎模糊了，相識的香港已成過去，現實的香港太過“陌生”。這轉換，他們難以正視且接受，並以為將面臨未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更多的不可抗力，會把他們甩下新時代的快車，再也不能安放其身心。
他們看到了香港的“變”，卻沒有意識到香港的“不變”，沒有理清“變”與“不變”的辯證法，沒有看到“解決根本問題”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真正統一。
“變”為的是服務於“不變”，靖海侯多次強調的這句話，他們缺乏認識。
確立“不變”的主旋律，才是打破香港社會迷思的法門，才是香港社會度過“陣痛”的密鑰，才是香港一些人放下執念，不在一些具體時點、一些具體事情上糾結的關鍵。
三
事實是，“不變”一直是根本；事實是，“不變”一直是目標。
2021年2月5日，香港中聯辦舉辦2021年新春“雲酒會”，駱惠寧說：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想，香港接下來會怎樣？還會有什麽變化？我想說，變與不變，是客觀的、辯證的、发展的。過去一年的香港之‘變’，是撥亂反正。把“變形”和“走樣”的都糾正過來，‘一國兩制’必將沿著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
他在致辭中給出了“四個判斷”：
——“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會變
——憲法、基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不會變
——大家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會變
——自由市場優勢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會變
按照國家體制內的表達規範和習慣，駱惠寧的“四個判斷”，其實就是“四個承諾”。剖析其更深層次的思想邏輯，更能看清“不變”於“變”的主導性：
1.“變”只是為了解決“變形”和“走樣”的問題；
2.“變”只是方法手段不是目標方向；
3.“變”以“不變”為基礎，以“不變”為基準；
4.“變”服務於“不變”，服務於更好的“不變”。
或者說，駱惠寧的話意在告訴香港社會：香港之“變”，正是以“不變”為前提，用“不變”來考量，為了“不變”而“變”。
一句話，就是為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行穩致遠。
此“判斷”，此承諾，從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口中說出，具權威性和公信力，是莊重和嚴肅的，可信、可望、可以保證。
香港社會有必要認識到這其中的深刻邏輯，認識到一年來中央一系列管治動作的背後，有良苦用心，有長遠謀劃，有對國家和香港歷史和現實的高度負責：
以“變”確保實現“不變”，以“不變”設計推進“變”；始終堅持“不變”的主題、主線，守護“不變”的基準、基礎。
四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提問時，他說：
“‘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基本國策，中央政府始終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這是一貫的。”
總理說得明白，“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基本國策。
國策，國之大者。“一國兩制”這一國策，載入憲法，體現於基本法，貫穿落實於中央對港履行全面管治權的所有行動中。這一國策，不會“變”。
我們可以從新的兩個法律文件中，進一步確認這“不變”。
——2020年5月28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中指出：“國家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2021年3月11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中指出：“必須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不會變。
我們還可以從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來一系列的講話中，進一步確認這“不變”。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明確講過，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2019年9月30日，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2019年12月31日，習近平在二〇二〇年新年賀詞中指出：“澳門的成功實踐表明，‘一國兩制’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
作為國策，作為法律，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思想，“一國兩制”在香港，沒有“變”的空間，沒有“變”的理由，沒有“變”的可能。
“一國兩制”正是“國之大者”，奠定了香港回歸25年“不變”的過去，奠定了香港回歸50年“不變”的根本，甚至是奠定了香港回歸50年後的大局。
五
2047，一個未來想象。
2047年和2047年以後的香港，大局也早已確定。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不變”，不會止於2047年；頒布施行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更不是為了2047年的“變”而“變”。
2021年1月17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會問答會。一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向她提問，年輕人擔心2047年後“一國兩制”會變為“一國一制”。林鄭月娥回答說：
“只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一國之本，尊重兩制差異，就有足夠理由相信，‘一國兩制’在2047年後不會改變。”
這番對話，於香港的特殊時期，由香港建制派議員发問，由香港特首正面回答，頗有深意。
這番對話，其意就在於在香港大破大立的時候，在香港社會因“變”而憂慮“不變”的時候，傳達給香港社會一個明確的信號：
香港所進行的撥亂反正，著眼現實更著眼未來，立足當下更立足長遠，是迫切之舉亦是戰略之舉，是要解決香港政治問題更是解決香港“終極之問”，恰恰是借此澄明香港回歸後一直伴生的社會暢想，勾勒出香港2047年以後的发展圖景。即，一切為了香港的“不變”。
2047年以後的香港，還將是駱惠寧主任“判斷”的香港，“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會變，憲法、基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不會變，市民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會變，自由市場優勢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會變。2047年以後的香港，還是施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
沒有“變形”和“走樣”，維護國家安全有力，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變”沒有理由，“不變”基礎穩固，“一國兩制”就可以行穩致遠。
此“致遠”，無期。
六
香港社會需要明白的是，一年來香港的撥亂反正，正聚焦解決的是“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的問題。
不“行穩”不能“致遠”。
香港社會需要意識到的是，香港的撥亂反正尚未完成，局面的穩固尚需時日，稍有松懈，正蟄伏觀望尚存僥幸的反中亂港勢力就會卷土重來，再次上演修例風波的危機。
要“致遠”必須“行穩”。
香港社會需要想清楚的是，在香港的今天，矯枉過正是必要的，“陣痛”終究過去，香港的政治民主发展在建立政治互信後，一定會有更大的空間和可能，朝著基本法確定的目標堅實前進。
香港一些人，不妨多給香港一些耐心，多給自己一些耐心。放下焦慮，且等待，且憧憬，且跟著這時代進步。在不遠的未來，遇見更好的香港、更好的自己。並在某天回望時，站在海闊天空的維港，淡笑曾經的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