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稱「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在立法會玩咗兩個月，仍然未有結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突然話要顧全大局，宣佈若立法會下星期仍未通過草案，政府將「就此作罷」，借此呼籲泛民停止拉布。政府此舉令版權業界錯愕，懷疑商務局已失去推動法案通過的意志。
蘇錦樑如是說，話若果下星期三天（即下周三至周五）立會會議仍未能表決版權條例草案，估計今屆會期內亦未能通過，屆時將會「就此作罷」，因立法會需審議政府臨時撥款等重要議案。他力指批評泛民在審議最後階段才轉軚反對，撈取政治本錢，若不能通過，美國或把香港納入針對欠缺版權保障地區的特別301法案觀察名單。
立法會前日出現點錯人頭流錯會事件，令版權條例草案無時間充份討論。
現時支持草案者把希望寄在立會主席曾鈺成身上，話佢可以在周五會議最後一刻「剪布」，強行通過草案。 問題是剪完布也未必夠時間，因為草案在二讀階段，二讀分五節討論，目前第一節還未討論完，即使下周剪布，之後限制議員只能發言一次，加上三讀共需35小時，下周三至五共 30小時會議，並不夠時間。 加上下周三後議員將陸續赴京出席兩會，根本不夠人頭通過草案。
政府似乎將波交番俾泛民，叫佢哋停拉布， 否則你哋自己去向力主香港通過法案的美國交代。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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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