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際化”消除香港地方主義不良影響

紫荊黨

目前香港的管治秩序恢復正常，施政環境得以改善，但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取得巨大成功，可是也累積了不少社會矛盾，一些亂象特別是地方主義思潮和運動未能得到及時遏制，最終導致2019年社會大動亂發生。俄烏戰爭、世紀疫情、中美對抗等因素的出現，更是進一步威脅香港的繁榮穩定。新一屆特區政府宜抓住香港國安法帶來的歷史機遇，清除那些阻礙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政治思潮和亂象，從而守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改善民生以及推動經濟發展。

地方主義情緒和觀念是一種社會現實。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於世界的理解和賦予的意義都依賴個人和社會的詮釋。人們都是以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為材料來解釋社會現實，問題在於大多數人的經驗和知識都受到所居住區域的限制。相同地域的人們容易形成對世界大致相同的解釋，建構共同的身份認同，而這種解釋和認同又成為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活動的基礎。地方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於意義是與相同地域的人們共同和協調發展的，持不同意見的個人尤其是外來個人容易被排斥。

更重要的是，地方主義觀念的影響並不會局限於模糊的身份認同，它還可以演變為弱化中央權威的政治問題。中國內地在各個時期都出現過地方主義苗頭，它否定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損害外來官員的威信，排斥和打擊外來幹部等等，企圖建立維護小圈子利益的地方主義小王國。然而，在強大中央權力的干預下，推行地方主義政策的官員被降職、撤職甚至查辦，地方主義沒有發展到嚴重危害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地步。

《基本法》相關規定明確了香港高度自治的地位，因此香港出現的地方主義思潮和行為，其目標遠遠超出地方自治權力的訴求，而是更加激進的政治目標即“去中國化”和分離主義。回歸後香港的地方主義思潮和運動，最初與一連串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問題相聯繫，這在保存利東街、反對填海、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反對高鐵等社會運動中得到集中體現。這些地方主義運動，既顯示了部分市民對殖民時期的懷念，也表明他們試圖在殖民地歷史中建構新身份的衝動。

香港學者陳雲在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論》，把躁動不安的地方主義思潮推向極端。他在書中不僅大肆污蔑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而且極力醜化內地文化、內地同胞和在內地出生的香港人。他斷言中國內地存在諸多負面因素，包括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衝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青年就業困難等，因而難以與香港走向同樣的發展目標，所以他鼓勵香港市民與內地脫鉤，勸告香港人不要關心大陸事務，反而要積極建構植根於本土的港人身份共同體。陳雲的“城邦論”屬於極端地方主義主張，並未呼籲香港獨立，但其要求的完全自治直接孕育了其後出現“香港民族論”和“港獨”思潮。

香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最艱巨任務是解決人心回歸問題。雖然“港獨”思潮和活動已經被鉗制，但地方主義思維定式已經蔓延到香港教育、新聞、文藝、政治、經濟等各領域，催生出抵制中央、抵制內地的“軟抵抗”心態和行為，成為香港社會改革與發展的絆腳石。如果香港要成功建設和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國際航空樞紐，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智慧財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那麼特區政府在推行和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還需要通過提升香港國際化程度來消除地方主義的不良影響。

香港國際化戰略的目標是基於本港獨特的社會個體主義價值觀和普通法司法制度，以及開放的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通過面向世界各地的人際關係網路，向國際社會輸出香港影響力。實施這一戰略需要立足“一國”之本，在國際大格局中謀劃和制定政策，深化改革開放，推動創新發展，形成區域優勢，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滿足國際社會和市場需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做出應有貢獻。

香港宜以國際化視野全方位對標倫敦和紐約，在全球城市體系中找准定位，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全面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佔據全球城市體系的核心節點；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既持續增強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等硬實力，也注重提升傳媒、創意、品牌、宗教等軟實力，推動軟硬實力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改變自我封閉心態，始終用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辦法破除制約經濟民生的難題，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全面提升香港在全球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深度參與和影響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人才鏈、服務鏈，並積極努力佔據越來越多的高端環節；增強集聚和配置全球高端資源要素的能力，成為全球人才、資金、商品、資訊、科技等要素流動的重要樞紐節點，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和品牌。

為了提升香港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特區政府宜聚焦關鍵重點領域，在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創科中心的核心功能建設上取得新突破，尤其要在對外開放、全球網路、人才集聚等關鍵領域打造全球性平臺。

香港需要建設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平臺。特區政府宜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以高水準開放推動高品質發展，建設高品質外資集聚地和高水準對外投資策源地，加快形成面向全球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融資、生產製造、專業服務等網路，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鼓勵企業通過並購國際品牌、技術、市場網路管道等方式向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上游進軍。

香港需要建設聯通全球的網路樞紐平臺。特區政府宜推動建設各類有形和無形網路通道，提速增效，互聯互通，增強面向海外和內地的集聚和輻射能力，建設全球城市體系高端節點；構建面向全球的立體化、高效能聯通網路，優化海、陸、空、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體系，打造立足亞太、聯通全球的國際網路樞紐；建設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探索打造全球資料港，建立全球資料樞紐平臺。

香港港需要建設國際化人才集聚新高地。特區政府宜學習以色列向全球猶太人開放的民族政策，把香港建設成“海外華人之都”。香港的國際化不能只看定居本港外籍人士的數量，更要看有多少海外華人以香港為家。特區政府宜設立專門團隊研究和聯絡海外華人，把握全球華人優才流動大趨勢，堅持全球視野、國際標準，面向全球華人社會引才聚才，以強大人才優勢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抓住北部都會區建設機遇，聚焦科技前沿和重大產業領域，彙聚一批全球頂尖華人科學家和產業領軍人才；積極為海外華人在香港施展才華提供廣闊天地，著力在優化人才發展環境上下功夫，堅決反對極左思維，允許來去自由，在國籍、永居權、簽證等方面為海外華人提供便利，幫助解決居住、子女教育、醫療等實際問題，讓香港成為海外華人優才創新創業、實現夢想、報效國家的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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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黨

在新冠變異病毒奧密克戎席捲全球的背景下，香港疫情持續惡化，而春節假期聚集性活動的增加更令形勢雪上加霜。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高度國際化都會，防疫抗疫工作存在特殊性，需要採取既有別于歐美又有別於內地的舉措。

 

從理論上看，香港特區政府應對疫情面臨最優、次優和最差三個選擇。最優模式是封鎖全城、嚴格禁足並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達到近乎完全清零的目標；次優模式是動態清零，一旦發現病例，就快速反應，精准處理，把感染病例數量控制在不影響正常社會和經濟活動的範圍內；最差模式就是效仿英美做法，除了號召人們注射疫苗之外，基本上放任病毒在社區傳播，社會與病毒共存。

然而，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封城會導致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可能給國家帶來金融安全問題；同時，由於香港複雜的政治環境，全民強制檢測會遭到大量市民的抵制，導致政策走向良好意願的反面。與病毒共存是歐美國家不得已的選擇，享受「一國兩制」優勢的香港沒有必要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因為香港確實存在歐美經濟體無法擁有的資源，那就是中國內地的無私援助和支持。

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採取動態清零政策即次優模式是務實的良好選擇，其意義在於能在不利的政治環境中以有限的資源獲得維護公共利益的結果。相對于不計成本耗用無限資源以獲得最優目標，或者不顧長者和兒童生命安全的「躺平」政策，動態清零是現實情況下維護各方核心利益的有效選擇。

博弈論是戰略決策的有用工具。根據這一理論，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被迫做次優選擇以得到最合適結果，而不考慮對手策略的最優選擇往往在現實中導致最差的結果。「囚徒困境」是最著名的博弈論模型，為理解社會各方如何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取得平衡提供了一個框架。把這些戰略決策理論應用於香港防疫抗疫，我們發現，黃營和藍營的戰略行動最終會導致雙方的次優選擇，這種格局使港人能夠實現互利共贏。

然而，特區政府目前推行的「動態清零」政策需要進一步優化。我們強烈建議：國家衛健委引導香港醫管局成立統一防疫抗疫中心，建立「香港為主、中央指導」的工作機制；分區重點圍封強檢，不求全社會完全清零，但求儘量壓低總體感染數量和傳播鏈；請求內地幫助，儘快提高檢測能力和速度；鼓勵企業、機構等強制要求員工打疫苗，落實和普及疫苗通行證；善用科技手段，落實具有追蹤功能的健康碼，並以相應的立法和司法措施保護市民隱私；以手機APP為主，以電話熱線為輔，為「居安抗疫」計劃中的市民提供專業的防疫抗疫服務；整合政府資源，特別是納稅人供養的公職人員，動員他們更多投入抗疫一線工作等等。

除了這些舉措之外，當務之急是請求中央安排內地人力和資源增建方艙醫院，把所有輕症患者集中治療和護理，把防疫抗疫重心從「居安抗疫」轉到「方艙治療」上。面對海嘯般的新冠疫情，為維持醫療系統的有效運作，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特區政府實施了「居安抗疫」計劃。衛生署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賦予的權力，向新冠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發出14天強制家居檢疫令，並於其後7天自行監察及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家居接觸者（次密切接觸者）發出4天強制家居檢疫令參加該計畫的人士需要留在居所中，佩戴電子手環，定期檢測身體狀況，定期進行快速抗原檢測，以及遵守衛生署制訂的其他家居檢疫指引。民政事務總署因應「居安抗疫」計劃，設立24小時電話熱線，支援並協助接受家居檢疫人士。

「居安抗疫」是隔離設施不足下不得已的應急做法，其實並不適合香港社會環境，因為在所有國際大都會中，香港的住房條件是最差的。本港人口稠密，老年人數量大，高樓大廈林立，居住環境狹窄，部分居民樓年久失修，病毒容易垂直或橫向傳播，因此家居檢疫並不理想，政府實行家居檢疫實際上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更何況，“居安抗疫”計畫需要市民高度主動配合，可是由於政治原因，部分市民對此抱逆反心理，因此計畫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們建議特區政府立即升級抗疫策略，主動尋求中央支持，利用郵輪碼頭、會展中心、體育場館、閒置校舍等快速建立有2萬床位的方艙醫院，把輕症病人從社區轉移到方艙醫院進行治療，做到「寧可讓床等人，也不要讓人等床」 「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不漏一人！」

 

建設和啟用方艙醫院是內地抗疫成功的關鍵舉措。武漢抗疫之初，第一批有4000張床位的3家方艙醫院僅用29個小時就建設完成，有效緩解了新冠肺炎患者「收治難」問題，使輕症患者能夠得到及時有效治療，避免病毒在社區滯留和擴散，大大降低了輕症向重症的轉化率。當前香港病人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大量病人在社區和社會流動；與此同時，醫療資源緊張，床位不能滿足應收盡收的要求，社會面臨著延誤治療時機、造成疫情擴散的雙重壓力。面對本地確診個案幾何級數增長的危急形勢，特區政府宜果斷向中央求救，建設方艙醫院，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調集有效資源，及早控制疫情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