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的中共主要始創人 李大釗乃敢為人先的廉潔表率

去年在央視首播、甚受內地年輕人歡迎的43集電視劇《覺醒年代》，第40集講到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由於受到京師警察廳搜捕，由李大釗護送離京，兩人在途中深度交換對國家出路的觀點，更在天津衛目睹大批難民饑寒交迫情景，悲憤交集，立誓為了最悲苦的百姓而改變、努力，並商談成立組織。

那是1920年2月中旬。雖然，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是於翌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成立這樣的革命組織正是這對同事兼戰友那次在途中醞釀的，也即後來成為佳話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所以，在中共百年黨史記錄中，兩人被定位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始創人」。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中共黨內一段佳話。左為陳獨秀，右為李大釗。(網上圖片)

同年3月，李大釗即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他領導建立北京的中共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積極推動建立各地相關組織。

中共成立後，李大釗再受重託，奔走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曾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為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作出重大貢獻。在大革命中，李大釗既是中共北方地區主要領導人，也是國民黨北方地區主要領導人。

1924年11月，在他指導下，在北京和北方掀起聲勢浩大的支持孫中山北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可說是兩黨在北方實際領導工作中的靈魂人物。自然因此成為北洋軍閥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也為他後來被殺害埋下伏線。

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央視截圖)

李大釗於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是個遺腹子；他出生時，父親已病逝，一歲半時，母親也病故，他由祖父李如珍撫養成人。十歲時，由家人作主，與比自己大五歲多的趙紉蘭結婚。16歲時，祖父逝世。

為人熱情做事投入

1907年夏，獲親戚資助，李大釗到天津投考新式學堂，最終入讀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在校期間加入中國社會黨，1913年冬赴日本留學，後入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期間，結識民國名仕章士釗，並和明治大學的高一涵合辦《甲寅》雜誌，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在東京成立，會議決定組織歸國請願團，抗議袁政府行徑，推舉李大釗為文牘幹事，負責執筆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之後，李大釗於《甲寅》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回應陳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並號召國人以「破釜沉舟之決心」，誓死反抗。

《新青年》雜誌編委蠟像：李大釗(前右)、陳獨秀(前左)、魯迅(站立者左二)等。

由於反袁而長期缺課，遭到早稻田大學除名而回國，先後參與創辦和編輯多份刊物，如《晨鐘報》和《甲寅日刊》等，發表大量文章。1918年1月，由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同年6月，與王光祈、曾琦等成立少年中國學會。7月，在《言治》季刊第3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比較分析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和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闡述俄國革命之本質及對世界將產生之影響。11月底，在北京大學於中央公園舉辦之「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上發表《庶民的勝利》演講，迴響甚巨。

期間，他成為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編委成員，並與陳獨秀合創《每周評論》。他的多篇重要文章如《新紀元》、《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分別在兩刊發表，並於《每周評論》反駁胡適之前發表的《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致胡適書《再論問題與主義》。這兩位北大同僚就中國未來之路如何走展開論戰。從這系列文章，人們看到這位熱血庶民如何實現了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轉變，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1920 年3 月14 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右三）、蔣夢麟（左一）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網上圖片)

李大釗為人熱情，做事投入，積極參與乃至領導五四運動，成為當時著名的青年導師、思想先鋒。1919年5月1日，李大釗在《五一節雜感》中率先提出「直接行動」的動員口號，期間，他起草傳單《北京市民宣言》，向全社會鄭重宣告，如果北洋軍閥政府不答應民眾的要求，民眾就應用「直接行動」對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進行「根本之改造」。這一政治宣言，對五四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他認為，五四運動也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部分。

仗義疏財受人敬重

李大釗和比自己年長11歲的陳獨秀是在日本留學時相識，後又在北大和《新青年》共事，兩人相知相惜，但相對於陳獨秀的豪情和感性，李大釗鎮定和貼地。他仗義疏財、鐵骨錚錚，做事時穩重細緻，演講時激情澎湃，舉重若輕。

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的職位薪水不算高，他卻常慷慨解囊資助學生，還給附近民眾送食物，感情質樸、真摯。加上年僅37歲就因叛徒出賣而就義，可以說是從性格到人格都接近完美的人。

李大釗夫婦。(網上圖片)

《覺醒年代》第14集講到，李大釗本來打算帶孩子到外面吃涮羊肉，出門時，兩位學生來訪，其中一位學生因交不上學費，想請他擔保。結果，他把僅有的五個大洋給了學生，只好臨時哄孩子，說吃涮羊肉會塞牙，孩子失望地哭起來。恰巧，蔡元培助手來送工資，說校長特意扣下一半，直接交給他夫人作家用，因蔡先生深知李大釗疏爽，有錢在手，就會拿去救助別人。

這個細節，除了反映蔡元培校長對員工的體貼外，也反映了李大釗的性格：疏財仗義。適逢過年，他果真把另一半工資去辦了一馬車年貨，和學生趙世炎送到長辛店，跟那裡的工友一起過一個相對豐盛的年：大家都吃上有肉餡的餃子。

此外，李大釗還掏出自己的薪水充作組織活動經費。據當事人回憶，1920年9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時，李大釗當眾宣布，每月捐出個人薪俸80元作費用。這超過了其薪水的半數。

李大釗珍貴手稿：獄中自述。

李大釗與夫人趙紉蘭的婚姻雖由長輩指定，早年分開生活，卻感情甚篤，這位不識字的農村女子雖然不懂甚麼革命道理，卻非常理解、信任和支持丈夫所做的一切，不但為他擔起一頭家，也與他共患難。李大釗及其家人是於1927年4月6日，遭到奉系軍閥張作霖手下搜捕，並於同月28日秘密審訊後，隨即以絞刑處決，同時遭到殺害的還有另外數十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

由於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從被捕到被殺，都引起廣泛關注，當時國民黨右派尚未落實「清黨」，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他就義後，除了中共，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也作官式悼念。而且，由於他為人樸素誠實，品行人格受人尊敬，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蔡元培、張繼、顧孟餘等亦公開表達哀悼，據悉，直系軍閥領袖馮玉祥聽到李大釗的噩耗後，老淚縱橫，命全軍戴孝。

當年報章報道的李大釗被殺新聞。(網上圖片)

李大釗沒有積蓄，育有三子二女，當時最小的兒子還在襁褓中，身後家人處境淒涼。當趙紉蘭和子女被釋放後聞其死訊，隨即昏倒過去，一病多日。當時有記者採訪趙紉蘭，發現這位共產黨領袖性人物只是租房子住，屋內家具破舊，甚至因欠租要被趕走。接著，國民黨「分共」，共產黨備受打擊，活動轉入地下，李大釗的靈柩就一直放在北京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內。

1933年4月，由趙紉蘭出面懇求，中共地下黨組織通過時任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沈尹默等13位學者幫忙，籌款六七百元，將其靈柩運到西郊香山萬安公墓安葬，參加出殯的有五六百人。據報道，當時棺前輓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為革命而犧牲，為革命而奮鬥，死固無恨。」這確是李大釗一生的寫照。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是明代諫臣楊繼盛被害前留下的名句，為世人傳頌。李大釗以救亡圖存為己任，常以之自勉。但時代不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不想停留於一味地以「辣手」抨擊當局，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為指導，以「妙手」寫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去喚起民眾。

李大釗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自勉。(天津電視截圖)

人格魅力影響後輩

李大釗的人格和號召力，影響很多後輩，包括多位中共早期領袖，如當時的北大學生鄧中夏、北京國立高等師範學校附中學生趙世炎和湖南學生領袖毛澤東等。根據趙世炎孫子趙新炎在央視紀錄片《留法歲月》首集接受訪問，趙世炎走上革命道路重要的影響者是李大釗。

趙世炎本是中學生，他先認識少年中國會創辦人之一兼音樂家王光祈，後者再介紹他認識李大釗，並積極參與李大釗組織的活動。他和鄧中夏都協助李大釗，在北京長辛店從事工人運動，主辦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建立工會，為北方工人培養大批骨幹力量。

鄧中夏亦在李大釗領導下發起並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為骨幹，發起組織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鄧中夏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

旅歐少共領袖趙世炎深受李大釗影響。(天津電視截圖)

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為組織湖南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而赴京，經其從前在湖南的老師、後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

這份工作除了解決生計問題，也給毛澤東在北大當旁聽生的機會，而其時，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膾炙人口的文章，以飽滿的熱情把蘇聯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於中國思想界，對毛澤東產生直接影響，所以，這位中共建國領袖一直尊稱李大釗是其「真正的老師」。

李大釗從未擔任過中共黨內要職，但作為中國道路的播種者、開拓者和獻身者，深獲中共中央及其歷届最高領導人高度評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漢白玉雕像。

其中，201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紀念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說的一段話最為具體：「是信仰堅定、對黨忠誠的表率；是堅守初心、為民造福的表率；是勇於擔當、敢為人先的表率；是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表率；是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表率：是清正廉潔、品德高尚的表率」。

中國歷來對於外來文化採取包容的態度，兼收並蓄，唐代便廣泛地招胡人當兵。

有明一代，西方軍事發展一日千里，所造的火槍及火炮威力驚人。當時有識之士紛紛建議加以引進，實行軍事現代化，可視之為明代版本的「洋務運動」，並在戰場上隨即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當時有更大膽的想法是向葡萄牙借兵，甚至是組聯軍抗清，看似十分成功，為何最終功敗垂成？

明代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之壯舉，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隨後實行海禁，把海洋霸權拱手相讓予西方。然而在明末之際，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授西方知識。與此同時，葡萄牙及荷蘭等國積極發展東方貿易，在威迫利誘下積極打開中國市場，也使明室有更多接觸西方知識的機會。而在西方列強中，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後者更以年付500兩白銀予明室的代價，順利取得澳門地的使用權達400年之久。當時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不少事項更會讓澳門的葡萄牙作中間人，可見中葡雙方關係之密切。

徐光啟(右)與利瑪竇 (網上圖片)

1626年，明軍和後金在寧遠一帶交戰，最終明軍大獲全勝，這是明朝軍隊第一次打敗後金，史稱寧遠大捷。這次戰役中，來自葡萄牙的紅衣大炮表現亮眼，炸死後金高官多名，其中包括一名正白旗護軍統領，金兵也受到重創。明朝的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紅衣大炮的威力，其中就包括徐光啟。作為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徐光啟曾與利瑪竇合作翻譯過《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他還是一位天主教徒。

1629年，剛登基不久的崇禎就遭遇了己巳之變，後金皇太極繞過山海關從蒙古入關，兵鋒直指北京，永平四城失守，畿輔震動。最後在袁崇煥的苦戰之下，皇太極才退去。差點被一鍋端的崇禎嚇破了膽，聽信謠言淩遲了袁崇煥。袁崇煥被殺後崇禎問政于大臣，該怎麼對付後金。時任禮部尚書徐光啟向崇禎說明了紅衣大炮的威力，並提議「置辦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應用」。崇禎一聽紅衣大炮火力巨大，就採信了徐光啟的建議，派人到澳門購炮招兵。

紅夷大炮複製品 (網上圖片)

葡萄牙人自1553年後取得澳門的居住權，在1616年更開始委任澳門總督，對澳門的葡萄牙人進行自治，當時澳門不僅有葡萄牙艦隊還有軍隊，成為現成可用的軍隊。澳門總督對於明朝派兵的提議很是感興趣，最後雙方達成一口價4萬兩白銀的協定。按曾德昭《大中國志》記載，葡方準備一支400人的部隊，以葡人為主，及部分中國人與少數黑人等所組成。

可是誰知道主張「洋務」的徐光啟卻遭到中央政敵和地方官員彈劾，說引外夷入境，在天子腳下操兵弄器，堂堂天朝怎麼能向蠻夷借兵，於是崇禎只能作罷，急令已經走到南昌的葡軍返回澳門，計畫也因此破產。

雖然聯軍一事無疾而終，但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徐光啟的門生孫元化將繼續組建西洋火器營的未竟之業。崇禎四年(1631)三月，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積極引入葡人炮手，並由工匠護送大炮，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

《神器譜》(網上圖片)

登萊與遼東的後金軍僅一海之隔，時有戰事發生，是紅夷大炮實驗其效能的一個理想基地。孫元化等人在登萊編練火車營，以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孫元化對西方火器十分熟諳，以為「中國之銃惟恐不近，西洋之銃惟恐不遠，故必用西洋之法。」孫元化更著有《西法神機》，成為中國最早系統介紹了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書藉。

在孫部效力的葡萄牙炮手前期有13人，後來增加到40餘人，他們成立了一支模範炮隊，作為明軍孫元化部炮兵的示範部隊。這批葡籍雇傭軍拿著比周圍明軍官兵高幾十倍的工資，確實幹活也很有職業精神，教授明軍炮手各種技術也十分認真，工作幹得很不錯。

葡萄牙雇傭兵到達登萊僅1個月後，就直接參與了戰事。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孫元化部屬張燾和葡萄牙統領公沙的西勞等，使用西洋火器 ,在皮島戰役中大敗後金。此次運用西式火器的海陸攻戰「戰艦蔽海，連日進戰，炮煙四塞 ,聲震天地」。戰鬥中能熟練操縱西洋大炮的，主要就是先期到達的13名葡萄牙炮手。據湯若望授、焦勖纂《火攻挈要》所載︰「崇禎四年，某中丞(指張燾)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殲敵萬餘，是其(指西洋大銃)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

明軍曾積極引進西方火器 (網上圖片)

此戰是皇太極直接指揮後金兵第一次攻打皮島,借道朝鮮由皮島北面渡海。金兵不會水戰，而明軍有百餘戰船和西洋大炮參戰，其結果不難想像。當時朝鮮人曾記錄下後金兵「扶傷盈路，不可勝記；柞鹵俱漂，草木渾腥」的慘狀。雙方激戰十餘日，後金兵也打得十分頑強，「猶潰而複合，合而複潰，如是者再四」，可是血肉之軀終究不是西洋炮火的敵手，戰鬥意志再強也敵不過炮火，後金兵被迫放棄進攻，「畏縮奔於八十裡之外，不敢複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後金兵自朝鮮撤兵，七月二日回了瀋陽。

不過崇禎五年(1632年)登州之戰中明軍失利，孫元化等人兵敗被處死。崇禎六年(1633)，徐光啟與世長辭，明室引進西洋火炮之事無以為繼。加上部分降後金後，使後金軍取得相應之技術，並能通過仿製紅夷大炮，戰事對明軍日益不利。

隨著1644年北京城破，明代自此退出歷史舞台，由南明繼續抗清之業。此後葡萄牙人的火炮繼續發揮其餘熱。然而，儘管西洋大炮威力驚人，但遺憾的是數量太少，不足改變整場戰爭。另外，南明內部的紛爭也給予滿清可乘之機，最終未能扭轉形勢，而中國也錯失一次軍事現代化的機會，以致在鴉片戰爭後及後的戰爭中屢次敗於西方烈強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