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的中共主要始創人 李大釗乃敢為人先的廉潔表率

去年在央視首播、甚受內地年輕人歡迎的43集電視劇《覺醒年代》，第40集講到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由於受到京師警察廳搜捕，由李大釗護送離京，兩人在途中深度交換對國家出路的觀點，更在天津衛目睹大批難民饑寒交迫情景，悲憤交集，立誓為了最悲苦的百姓而改變、努力，並商談成立組織。

那是1920年2月中旬。雖然，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是於翌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成立這樣的革命組織正是這對同事兼戰友那次在途中醞釀的，也即後來成為佳話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所以，在中共百年黨史記錄中，兩人被定位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始創人」。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中共黨內一段佳話。左為陳獨秀，右為李大釗。(網上圖片)

同年3月，李大釗即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他領導建立北京的中共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積極推動建立各地相關組織。

中共成立後，李大釗再受重託，奔走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曾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為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作出重大貢獻。在大革命中，李大釗既是中共北方地區主要領導人，也是國民黨北方地區主要領導人。

1924年11月，在他指導下，在北京和北方掀起聲勢浩大的支持孫中山北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可說是兩黨在北方實際領導工作中的靈魂人物。自然因此成為北洋軍閥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也為他後來被殺害埋下伏線。

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央視截圖)

李大釗於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是個遺腹子；他出生時，父親已病逝，一歲半時，母親也病故，他由祖父李如珍撫養成人。十歲時，由家人作主，與比自己大五歲多的趙紉蘭結婚。16歲時，祖父逝世。

為人熱情做事投入

1907年夏，獲親戚資助，李大釗到天津投考新式學堂，最終入讀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在校期間加入中國社會黨，1913年冬赴日本留學，後入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期間，結識民國名仕章士釗，並和明治大學的高一涵合辦《甲寅》雜誌，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在東京成立，會議決定組織歸國請願團，抗議袁政府行徑，推舉李大釗為文牘幹事，負責執筆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之後，李大釗於《甲寅》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回應陳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並號召國人以「破釜沉舟之決心」，誓死反抗。

《新青年》雜誌編委蠟像：李大釗(前右)、陳獨秀(前左)、魯迅(站立者左二)等。

由於反袁而長期缺課，遭到早稻田大學除名而回國，先後參與創辦和編輯多份刊物，如《晨鐘報》和《甲寅日刊》等，發表大量文章。1918年1月，由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同年6月，與王光祈、曾琦等成立少年中國學會。7月，在《言治》季刊第3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比較分析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和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闡述俄國革命之本質及對世界將產生之影響。11月底，在北京大學於中央公園舉辦之「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上發表《庶民的勝利》演講，迴響甚巨。

期間，他成為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編委成員，並與陳獨秀合創《每周評論》。他的多篇重要文章如《新紀元》、《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分別在兩刊發表，並於《每周評論》反駁胡適之前發表的《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致胡適書《再論問題與主義》。這兩位北大同僚就中國未來之路如何走展開論戰。從這系列文章，人們看到這位熱血庶民如何實現了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轉變，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1920 年3 月14 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右三）、蔣夢麟（左一）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網上圖片)

李大釗為人熱情，做事投入，積極參與乃至領導五四運動，成為當時著名的青年導師、思想先鋒。1919年5月1日，李大釗在《五一節雜感》中率先提出「直接行動」的動員口號，期間，他起草傳單《北京市民宣言》，向全社會鄭重宣告，如果北洋軍閥政府不答應民眾的要求，民眾就應用「直接行動」對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進行「根本之改造」。這一政治宣言，對五四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他認為，五四運動也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部分。

仗義疏財受人敬重

李大釗和比自己年長11歲的陳獨秀是在日本留學時相識，後又在北大和《新青年》共事，兩人相知相惜，但相對於陳獨秀的豪情和感性，李大釗鎮定和貼地。他仗義疏財、鐵骨錚錚，做事時穩重細緻，演講時激情澎湃，舉重若輕。

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的職位薪水不算高，他卻常慷慨解囊資助學生，還給附近民眾送食物，感情質樸、真摯。加上年僅37歲就因叛徒出賣而就義，可以說是從性格到人格都接近完美的人。

李大釗夫婦。(網上圖片)

《覺醒年代》第14集講到，李大釗本來打算帶孩子到外面吃涮羊肉，出門時，兩位學生來訪，其中一位學生因交不上學費，想請他擔保。結果，他把僅有的五個大洋給了學生，只好臨時哄孩子，說吃涮羊肉會塞牙，孩子失望地哭起來。恰巧，蔡元培助手來送工資，說校長特意扣下一半，直接交給他夫人作家用，因蔡先生深知李大釗疏爽，有錢在手，就會拿去救助別人。

這個細節，除了反映蔡元培校長對員工的體貼外，也反映了李大釗的性格：疏財仗義。適逢過年，他果真把另一半工資去辦了一馬車年貨，和學生趙世炎送到長辛店，跟那裡的工友一起過一個相對豐盛的年：大家都吃上有肉餡的餃子。

此外，李大釗還掏出自己的薪水充作組織活動經費。據當事人回憶，1920年9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時，李大釗當眾宣布，每月捐出個人薪俸80元作費用。這超過了其薪水的半數。

李大釗珍貴手稿：獄中自述。

李大釗與夫人趙紉蘭的婚姻雖由長輩指定，早年分開生活，卻感情甚篤，這位不識字的農村女子雖然不懂甚麼革命道理，卻非常理解、信任和支持丈夫所做的一切，不但為他擔起一頭家，也與他共患難。李大釗及其家人是於1927年4月6日，遭到奉系軍閥張作霖手下搜捕，並於同月28日秘密審訊後，隨即以絞刑處決，同時遭到殺害的還有另外數十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

由於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從被捕到被殺，都引起廣泛關注，當時國民黨右派尚未落實「清黨」，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他就義後，除了中共，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也作官式悼念。而且，由於他為人樸素誠實，品行人格受人尊敬，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蔡元培、張繼、顧孟餘等亦公開表達哀悼，據悉，直系軍閥領袖馮玉祥聽到李大釗的噩耗後，老淚縱橫，命全軍戴孝。

當年報章報道的李大釗被殺新聞。(網上圖片)

李大釗沒有積蓄，育有三子二女，當時最小的兒子還在襁褓中，身後家人處境淒涼。當趙紉蘭和子女被釋放後聞其死訊，隨即昏倒過去，一病多日。當時有記者採訪趙紉蘭，發現這位共產黨領袖性人物只是租房子住，屋內家具破舊，甚至因欠租要被趕走。接著，國民黨「分共」，共產黨備受打擊，活動轉入地下，李大釗的靈柩就一直放在北京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內。

1933年4月，由趙紉蘭出面懇求，中共地下黨組織通過時任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沈尹默等13位學者幫忙，籌款六七百元，將其靈柩運到西郊香山萬安公墓安葬，參加出殯的有五六百人。據報道，當時棺前輓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為革命而犧牲，為革命而奮鬥，死固無恨。」這確是李大釗一生的寫照。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是明代諫臣楊繼盛被害前留下的名句，為世人傳頌。李大釗以救亡圖存為己任，常以之自勉。但時代不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不想停留於一味地以「辣手」抨擊當局，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為指導，以「妙手」寫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去喚起民眾。

李大釗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自勉。(天津電視截圖)

人格魅力影響後輩

李大釗的人格和號召力，影響很多後輩，包括多位中共早期領袖，如當時的北大學生鄧中夏、北京國立高等師範學校附中學生趙世炎和湖南學生領袖毛澤東等。根據趙世炎孫子趙新炎在央視紀錄片《留法歲月》首集接受訪問，趙世炎走上革命道路重要的影響者是李大釗。

趙世炎本是中學生，他先認識少年中國會創辦人之一兼音樂家王光祈，後者再介紹他認識李大釗，並積極參與李大釗組織的活動。他和鄧中夏都協助李大釗，在北京長辛店從事工人運動，主辦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建立工會，為北方工人培養大批骨幹力量。

鄧中夏亦在李大釗領導下發起並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為骨幹，發起組織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鄧中夏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

旅歐少共領袖趙世炎深受李大釗影響。(天津電視截圖)

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為組織湖南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而赴京，經其從前在湖南的老師、後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

這份工作除了解決生計問題，也給毛澤東在北大當旁聽生的機會，而其時，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膾炙人口的文章，以飽滿的熱情把蘇聯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於中國思想界，對毛澤東產生直接影響，所以，這位中共建國領袖一直尊稱李大釗是其「真正的老師」。

李大釗從未擔任過中共黨內要職，但作為中國道路的播種者、開拓者和獻身者，深獲中共中央及其歷届最高領導人高度評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漢白玉雕像。

其中，201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紀念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說的一段話最為具體：「是信仰堅定、對黨忠誠的表率；是堅守初心、為民造福的表率；是勇於擔當、敢為人先的表率；是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表率；是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表率：是清正廉潔、品德高尚的表率」。

「按圖索驥」這個成語最早出自於東漢班固所寫的《漢書》，不過它最廣為人知的典故還是出自於當中的明代楊慎所寫的《藝林・伐山》中，當中有言：「伯樂《相馬經》有『隆顙蛈日，蹄如累曲』之語，其子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曲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為笑曰：『此馬好跳，不堪禦也。』所謂『按圖索駿』也。」

春秋時候，秦國有個叫孫陽的人。由於他十分擅長相馬，無論怎樣的馬，他一眼看過去就能辯出優劣，因此又被稱為「伯樂」。有次，伯樂受楚王的委託，要找到一匹可以日行千里的駿馬。於是，伯樂仔細尋訪，最終在路上發現這匹他中意的良馬。只見這匹骨瘦如柴的馬陡坡舉步維艱，呼呼喘氣的在拉著鹽車。伯樂對馬向來親近，又難得見一匹好馬，所以他不由走到馬的跟前。見伯樂走近，馬突然昂起頭來，瞪大眼睛地在嘶鳴。見牠引頸長嘶，伯樂就明白這匹駿馬只適合在疆場上馳騁，而不是用拉車的。

伯樂與駕車人相討一番價錢後便把這匹馬帶回皇宮，果其不然，這匹千里馬後來就陪著楚王馳騁沙場，立下不少功勞。自此，人們對伯樂的相馬才能就變得更為敬重，而伯樂為了讓更多的人學會相馬，他便總結自己多年積累的相馬經驗，配上各種馬的形態圖加以解說，終於寫成了《相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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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樂的兒子皋風自小在父親的薰陶下，自然也希望自己也能像父親一樣成為厲害的相馬師。於是，他常常挑燈夜讀，就是為了《相馬經》背得滾瓜爛熟。當他長大後，他自認為自己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有了認馬的本領，於是他拿上了他的《相馬經》，出門尋找千里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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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邊走，邊觀察，心裡想著《相馬經》上對千里馬的描寫：「高大的額頭，像銅錢般圓大的眼睛；蹄子圓大而端正，像堆迭起來的塊」。沒走多遠，他就看到一隻大癩蛤蟆。他蹲了下來，仔仔地研究著眼前這隻大癩蛤蟆，心想：這傢夥額頭高隆，眼睛又大又圓，難不成這就是書上所指的的千里馬麼？他心中充滿了喜悅，也不曾想到癩蛤蟆根本是馬，就把癩蛤蟆帶了回家。一到家，他便揚聲跟伯樂說：「爸爸，我找到千里馬了！只是⋯⋯牠蹄子跟書上的有點不一樣⋯⋯」伯樂一看，哭笑不得，便幽默地說：「可惜了！這馬只會跳，可不能用來拉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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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由此提煉出「按圖索驥」這個成語，原意是指人只按照圖片、線索尋找好馬，卻不會靈活變通，即是比喻人辦事機械、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