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段較長的時間裡，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打工仔女都面臨著一種惡性循環，那就是隨著工業生產的式微以及第三產業的經濟貢獻和就業人數逐漸增加，願意投身工會成為會員的僱員就愈來愈少。當工會不能團結多數勞工，代表性有所減弱時，其政治動員能力及影響力便愈趨下降，更難保障僱員的合理權益。以美國為例，上世紀50年代有35%打工仔女是工會成員，這個數字在80年代下滑至20%，在2000年後更加跌破至不足15%。在疫情爆發前一年，有關數字更是下降至可憐的10.8%，相當於每十名僱員才只有一個願意加入工會。
勞資利益愈趨不平等 成立工會成自救出路
在工會力量減弱下，勞資不對等的關係愈趨惡化，經濟資源進一步向著有利資方的方向發展。在美國工會力量最強的1950和60年代，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佔整個社會的所得收入約為10%至12%。當工會人員隨著年代推移而下滑，制衡富有階層的力量減少，便使他們的收入比例不斷增長。由2000年起，他們的每年平均收入已經超過該國全年總收入的20%，近年更逐漸逼近25%，相當於佔據近四份一的財富。至於對於打工仔女而言，雖然名義工資在過去50年有一定的增長，但是如果扣除通脹因素後，實質工資從80年起近乎沒有增加。按今日的購買力而言，1960年代的平均時薪為20.27美元，2018年則為22.65美元。這反映貧富差距隨著工會的政治影響力減少而有所擴大，一般民眾的生活質素未見改善。
長期的貧富懸殊和勞資關係不對等，促使愈來愈多人思考如何透過集體的行動捍衛打工階層的利益。而疫情爆發，則燃點起成立工會抗衡資方這種想法的藥引。一方面是因為部分工人因社會經濟活動減少及社交距離限制而面臨失業或減薪，令他們對現有處境更加不滿；另一方面，面對日益不公的勞動市場，更多打工仔女開始反思工作的意義，並出現反工作(Anti-Work)和大離職潮(Great Resignation)等放棄全職工作甚至離開勞動市場以追求個人價值和自由的思潮。至於在勞動理念上相對溫和的，就積極尋找自救的辦法，於是組織工會就成為他們其中一條出路。
亞馬遜公司新成立的工會正是新一波工會浪潮之中的典型例子。眾所周知，亞馬遜是美國最大的網上零售公司，公司價值排名全球第四，其創辦人貝索斯(Jeff Bezos)就擁有近2000億美元的資產，是2019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第一名。雖然亞馬遜公司是一家跨國巨企，但是僱員的工作待遇、環境和安全問題早已為人垢病，臭名遠播。例如公司為員工設定目標極高的產出數字，而為了監管員工的進度，就逼使員工接受電子監察，使不少員工表示工作壓力巨大，當值時甚至無暇去洗手間；另外，亞馬遜亦被揭發是發生工業意外最頻繁的巨型企業之一，員工工傷率是全國平均數字的一倍；在疫情期間更因未有主動執行職場內的社交距離措施而造成大量員工感染新冠病毒。種種對勞工帶有剝削甚至侮辱性的要求，使員工採取行動以爭取改善待遇。
其中，位於紐約史丹頓島(Staten Island)的物流中心就在在前員工Christian Smalls的帶領下在今年4月正式創立工會Amazon Labour Union(ALU)，亦是亞馬遜史上第一間工會。根據美國的法例，任何新工會的組成必須向美國勞資關係委員會作出申請後，並經確認資格後再在企業內進行投票表決，且在投票中必須取得過半數支持票方可獲得法律承認的工會地位，而最終新工會就在取得超過2600名員工支持，即近55%贊成票下獲得通過。
突破傳統動員方法 強調與公司抗衡
支持票約55%，意味著反對票同樣不少。事實上，是次籌組工會的過程幾乎長達兩年，亦牽涉大量與選民(員工)交涉和與反對組成工會的公司領導層抗衡的經歷。例如公司在員工工作間貼上「反對成立工會」的標語和海報；以天價聘請法律、公關等團隊獻計阻止工會成立；積極游說員工不成立工會的好處，承諾一旦否決成立工會將會向員工送上比工會所承諾更加優厚的福利等等。在軟硬兼施下，以Christian Smalls為首的團隊採取相應的策略應對，爭取員工支持。
第一，目標訂立為成立企業工會，而不是成立行業工會。雖然成立行業工會可以集合不同公司員工代表的意見，透過制定或調整政策以解決該行業僱員整體的困難。可是，要建立行業工會，所須的人力和資源都會大大增加，當中牽涉的溝通、協調等工作亦會變得複雜，因此從人數較少、且關係相對緊密的企業工會作為起動目標，是相對務實和可行的做法。另外，相比起動員大量群眾，先動員一小撮員工的難度則相對較低，負責進行游說和宣傳的工作人員亦較容易開展工作，行動上相對較為迅速和有效率。有分析勞工經濟學的學者分析今次事件，認為只有一小部分群眾熱情響應成立工會的號召，才會容易產生羊群效應，令更多員工有興趣參與行動，從而較易取得成功。
第二，是盡量減少與傳統工會的合作和連繫，以新方法取得足夠的作戰資源。上文提及的Christian Smalls因反對公司要求懷疑對新冠病毒呈陽性而正進行檢測的同事如常上班而舉行集會抗議，被指違反社交距離而遭到解僱後，就透過眾籌網站GoFundMe向網民及員工進行集資以供籌組工會之用，並以這個平台作為傳播其成立工會理念的重要媒介。因此，是次工會行動主要是來自職員的自發行為，加上利用網民及社會輿論煽風點火而促成，一方面確保其行動的獨立性，較能吸引不喜複雜政治鬥爭的員工加入其陣營，另一方面可以減少組織的政治色彩，避免因為與傳統工會甚至政黨過從甚密而被攻擊或抹黑，對其公關形象更有好處。
第三，是利用眾籌所得的資金積極宣傳及招兵買馬。除了利用社交平台、傳媒作為傳播今次「大衛大戰巨人哥利亞」的消息之外，如何與一眾員工保持聯繫及爭取認同也是重要課題之一。由於史丹頓島中心合共超過8000名義工，因此Christian Smalls選擇在一個不少員工都會乘坐以往返公司的一條公共巴士線上派發傳單及進行一對一的游說演講。對於經濟非常困難的同事，他更會利用募得的資金替其繳交電話費等必要生活開支，以甜頭籠絡人心。當更多同事發現籌組工會團體的熱誠和可靠，就可以召集更多志同道合之士，壯大聲勢。
第四，累積足夠的支持人數之後，就展開針對公司黑材料的宣傳策略。例如他們揭發亞馬遜公司以日薪3,200美元(約24,000港元)聘請反工會的顧問公司在職場內散播反對成立工會的訊息，並為資方冠上「說服窮人接受貧窮命運」的標籤，觸發更多員工對公司手法的不滿；加上不斷渲染亞馬遜在勞工權益上的各種流弊，例如因為公司忽視工作環境安全而引致倉庫頂部倒塌造成員工傷亡事件、會計系統出錯而令部分員工無故「被減薪」等等，都進一步引起內部對公司誠信的質疑，轉而支持成立工會。
第五，是提出誇張但令人振奮的的權益目標。如同民主選舉，工會要獲得支持同樣要向選民作出承諾，致力改善工人權益，而獨立工會的好處，正是因為沒有政治包袱，所以可以隨意提出具吸引力和煽動性的權益目標，亦不怕傳統工會為求息事寧人而在與資方談判中不斷讓步、使員工僅得微薄的待遇改善，有助更多員工響應。例如Christian Smalls就提出爭取時薪由現時18美元提升至30美元，又要爭取更多和更長的小休時間、育兒假、彈性上班時間等等，雖然看似難以成真，但是其願景就得到不少員工的認同。
工會浪潮再起 著重個體命運多於改變社會
其實亞馬遜工會的經驗，與現今各地的社會運動組織方法類似，就是利用網絡平台追求小規模的目標，令其行動有清新的形象之餘，亦較易得到青年人的認同。所謂小規模，是指其目標不在推翻社會制度或是改變國家政策，而是從身邊的志同道合開始，尋求革新與自身有密切利益關係之機構的做法和待遇。亞馬遜工會的目標不是要改善所有物流、包裝、零售業界從業員的處境，他們只是希望由公司的其中一個分店開始，逐漸在不同分店建立足以與亞馬遜這家超級企業的抗衡的工會，保障隸屬同一公司之員工的合理權益。正正因為他們的目標不在政治或社會政策層面，而只是針對單一機構的無良行為，反而更加容易組織動員和取得媒體、網民及持分者的關注和同情。
受亞馬遜成功例子的啟發，目前多間知名企業都有員工打算組織工會，爭取改善權益。其中，連鎖咖啡店星巴克有30多間分店正在籌劃工會，希望改變公司將員工視為「合作者」的做法，改為肯定雙方的僱傭關係，讓僱員受當地勞工法律保障；至於手機巨頭公司蘋果旗下6間門市分店員工亦有意成立工會，在在證明美國工會的頹勢告終，支持工會的人數節節上升。當連資本主義前緣地帶的社會都開始反思工會的作用和維權的重要性，不能排除有關風潮將會陸續在全球掀起，建構新的工會運作模式對抗資本家的剝削。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雖然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但是經濟熾熱的情況似乎並未減弱，因為各國目前正面對嚴重通脹，甚至需要採取貨幣政策以調節經濟升溫的幅度。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為例，澳洲過去一年的通脹率達5.1%。為了控制通脹在合理的水平，該國不得不上調息率0.25厘；韓國的3月份通脹率亦較去年同期上升4.8%，是該國自2008年以來通脹率升幅最高的時段；至於日本，企業物價指數更加較同期錄得9.5%的升幅，是42年以來的新高。以上的數據反映亞太區主要國家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通脹困擾，一般民眾，特別是薪酬幅度未能追上通脹的打工仔女更是苦不堪言。
香港的通脹情況雖然不及鄰近地區嚴重，但是同樣不容忽視。在4月下旬公布的數字顯示，香港3月的通脹較去年同期增長1.7%。考慮到今年年初因為第五波疫情爆發而令許多飲食、零售及娛樂服務處所因社交距離措施而被逼停業或縮短營業時間，物價仍有如此增幅著實頗為驚人。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解釋，有關升幅主要由於疫情期間基本食品如蔬菜等供應出現不穩而造成價格波動，進而帶動如外出用膳及外賣等價格開支。
香港屬外向型經濟 未來通脹將受國際及內地形勢影響
當然，目前香港沒有出現嚴重的基本物資供應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不代表通脹危機已經解除，至少未來一段時間都有三個進一步刺激通脹的重要因素可能會為市民帶來挑戰。第一，是俄烏戰爭引致的能源價格波動。雖然香港無需購入石油以協助工業生產和運作，但是本地兩家電力公司都是以天然氣作為發電燃料，而天然氣供應因戰事而變得不穩定，令近期電費有所增加，其中港燈燃料費在過去數月間上升超過70%。縱然能源佔香港入口商品的比例較小，但是考慮到這場戰事會持續一段時間，燃料費及電費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上升相信是無可避免，而商戶亦有可能將有關升幅轉嫁在消費者身上，進而影響各類商品和服務價格，令通脹問題更趨嚴重。
第二，是消費券效應。雖然政府希望透過加碼的消費券刺激市道，讓商界有喘息的空間和增加就業的機會，不過基本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當市場有更多資金和出現大量消費活動，通脹率亦會隨之攀升。加上市場預期有政府支援下，亦不會在消費券廣泛應用的期間進行減價促銷的活動，甚至反而提升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錢，令通脹更趨惡化。事實上，根據去年第三季、即推出消費券後的數據，因計劃造成的通脹率約1.1%。即使有關升幅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但是由於是次消費券計劃的金額增加至10000元，預計未來通脹升幅有機會翻倍。
第三，是內地經濟情況及貨幣政策對香港的影響。雖然目前未有消息指出中央政府將會採取量化寬鬆政策，但是已經採取其他財經手段例如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等方法以增加市場資金及刺激經濟發展。由於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例如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地貿易額佔香港整體貿易額51.8%，如果內地的經濟活動在國家政策支持下而進一步升溫，依賴內地進口貨物的香港也難以避免出現零售價格上升的問題；另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向來歡迎全球各地資金進入及投資，房地產及股票等優質資產容易成為內地投資人士在擁有充裕資金下的收購目標，進而帶動不同商品的價格水漲船高，加劇通脹。
政府資助難抵通脹 提升工資有漣漪效應
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系，經濟情況很大程度上受國際形勢及中國內地市況所影響，結合本地經濟和社會因素，通脹情況惡化只是時間問題。可惜的是，由於港元與美元掛勾，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主動採取中央貨幣政策，透過加息等手段壓抑價格升溫過熱的勢頭。雖然金管局在3月跟隨美國聯儲局的加息決定，將基本利率調升至0.75厘，但是從歷史、長期的角度出發，有關利率水平仍然偏低，對抗衡通脹的作用有限。
而正如上述，任何來自政府的一次性全民經濟援助，不論是派發現金還是消費券，都會因為被商家提早部署及消化而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脹，因此，如果按照某些民粹政黨的要求，將消費券加碼至15000元，表面上市民能夠得益，但是後果很有可能是部分價格被提高的商品和服務在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向下調整。假如政府不再推出一次性支援措施，則長遠而言市民的生活品質反而可能有所下降。
因此，要保障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就只能從工資著手，透過適度調整打工仔女的收入，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惡性通脹。正好，現正處於最低工資委員會兩年一度的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階段，該會應該評估相關因素後調整自2019年以來再無提升的最低工資，避免打工仔女的薪酬遠遠追不上物價的升幅而引起民生凋敝的慘況。
儘管有人質疑最低工資旨在保障基層勞工的收入，守護他們的勞動價值和尊嚴，調整與否對於非基層勞工的幫助有限。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最低工資除了維護基層勞工的「基本盤」之外，還有逼使商界，尤其是厭惡性行業，在法定工資水平之上提高薪酬以吸引人才，使基層勞工得到更好的待遇之餘，進而產生「漣漪效應」，令非基層僱員的薪金有所提升。事實上，資料反映最低工資的保障人數一直下跌，由第一個法定最低工資可以保障超過30萬僱員，至2019年提升至時薪$37.5後，預期保障人數減少至28,600至約50,000人，反映不少基層勞工的薪酬早已因為市場的競爭及人手的短缺下而高於最低工資，使生活質素有所改善。
同時，最低工資的出現亦帶動非基層職位的薪酬增長。無疑，最低工資的主要受益對象是基層勞工，但是當基層勞工的薪酬待遇有所提升，過往足以聘請大專學歷或以上僱員的夾心薪酬就顯得沒甚吸引力，於是造就夾心和中層員工的收入同樣隨之增長。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1及2021年的統計顯示，每月工資最低的百分之十僱員，在過去十年的工資增長幅度達42%；而每月工資處於百分之五十，又稱中位數的僱員，過去十年的工資累計增幅有46.1%；至於每月工資處於百分之七十五，或者說收入最高的25%僱員、即極有可能是高學歷、高技術的文職白領或專業人士的薪酬組別，同期的工資增幅更高達47.5%。
可見，提升最低工資可以帶來兩個明顯的政策效果。第一，社會薪酬結構會因為最低工資而出現漣漪效應，夾心、中等收入人士享受的工資升幅比基層更大，有助改善生活品質。第二，絕大部分僱員的工資增幅大於通脹。自2011年實施最低工資以來，香港累計通脹率超過30%，但是如上所示，同期的工資增長則達40%以上，反映調升最低工資是最有效抵抗通脹的政策手段。換言之，不調升最低工資的話，各個階層的員工的工資都有可能被通脹蠶食，影響生活質素。而在現行的檢討機制下，由於委員會所考慮的一籃子因素之中，只會參考過去一段時期的通脹幅度，而不會同時考慮未來的通脹水平，所以如果香港真的在未來一段時期發生猛烈的通脹，而今年的工資檢討環節之中沒有前瞻性的考慮，廣大勞工將會最少面對兩年高通脹而低、甚至無工資增長的壓力。
最低工資應與工資中位數掛勾
一個相對合理、而且爭議較少的調整最低工資方法，就是參考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的做法，將最低工資視為維持最低度生活質素的工資水平(Minimum Living Wage)，並將工資水平與時薪中位數掛勾。根據英國前財政大臣夏文達(Philip Hammond)及歐思邦(George Osbrone)的說法，英國在2020年把最低生活工資設在時薪中位數的60%，在2024年更會提升至66%。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將工資設在高於貧窮線的標準之上，讓打工的人不會易於陷入在職貧窮。同時，因為夾心人士的工資上漲速度和幅度一般較快及較大，比考慮一籃子因素(且明顯偏向商界利益為主的因素)更能保障基層僱員的工資水平。而當基層僱員的工資有所提升，又會觸發漣漪效應而促使中產、夾心僱員的工資進一步增長，形成良性循環。
如果香港採用最低工資佔時薪中位數60%的收入水平調整辦法，按照2021年中位數$75.7計算，則最低工資不應低於$45.4。如果再考慮未來兩年可能出現約3%的通脹率，則最低工資的合理水平為$48.2。可能有人質疑，一下子將最低工資增加接近十元，在目前經濟受到第五波疫情重創下，會否造成企業營運壓力大增而無法經營。然而，根據世界各地的經驗，對商界最大打擊不是來自工資增長，而是當工資無法抵抗通脹，大量基層僱員會選擇節衣縮食，減少消費，最終各行各業會因為經濟循環速度減慢而增長放緩甚至倒退，對經濟遺害更大。以美國為例，在2021年總統拜登提升聯邦政府員工的最低工資，由時薪7.25美元(約58港元)增加至15美元(120港元)，同時又有二十多個州政府跟隨提升最低工資水平，但該國在同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錄得5.7%的增長，而失業率更加是逐步跌至3.6%。可見，最低工資水平上升，反而能夠鼓勵勞工放膽消費，有助企業賺取利潤，繼而擴充人手和規模，而更多經濟活動和更多群眾投身勞動市場則促使經濟更加景氣，使社會渦輪不斷向前轉動，各個階層都可以受惠。
如果最低工資維持不變，以目前水平與時薪中位數比較，只有49.5%。換言之，如果僱員僅賺取最低工資的收入，其實已經跌入貧窮線。當然，在職貧窮的打工仔女可以透過申領相關福利項目以改善生活，可是當辛勤打工的收入加上政府微薄的資助，生活質素與放棄工作而只領取社會福利相差無幾，可能會造成部分勞工選擇離開勞動市場而依賴福利過活，這種結果不論對政府財政、企業人手與經濟發展都有相當負面的影響。
適度的通脹有助刺激經濟發展，但是過份的通脹卻會造成民生的困頓。最低工資委員會應該有更加長遠的目光，結合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發展情況，盡早為廣大勞工的利益籌謀，建立一個共同富裕和符合公義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