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逝世80周年 雖受爭議卻不失人格 歷史地位獲肯定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一部43集的主旋律電視劇《覺醒年代》廣受歡迎並掀起熱話，令內地年輕一代乃至海外華人認識這位被中共忽視多年的黨的主要始創人，也喚起中、老年人對這位百年前中國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重新認識。不過，該劇呈現的時代背景放在民國初期、中共1921年成立前的六年，這是陳獨秀人生中最閃亮的時期。

無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還是中共黨史上，陳獨秀都是一位舉足輕重而又備受爭議的人物，且長期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其逝世80周年的今日，隨著獲官方肯定的《覺醒年代》的播映，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也得到恢復並獲得肯定。

內地知名演員于和偉多次飾演陳獨秀，圖為他在《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造型。(《覺醒年代》劇照)

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政治命運就像他的思想變化般，曲折、坎坷又不無精采、動人。他以前瞻性的眼光，創辦《新青年》雜誌，並以此為輿論陣地，一方面以辛辣的筆觸批判落後、腐朽的舊觀念，另方面以開放的胸襟引進新思潮，尤其是對「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引介，並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擔起大旗手，推動民智開發，啟蒙年輕人，自己也在探索各種主義中找到新方向，和李大釗譜寫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佳話。

然而，這位黨的主要始創人兼領袖卻被指在「大革命」時期「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遭到撤職。兩年後，又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黨籍，以致晚景淒涼。令人扼腕！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及其前稱《青年雜誌》創刊號。(網上圖片)

1879年出生在安徽懷寧的陳獨秀，17歲考中秀才，後去日本留學，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回國後，曾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當時，面對著中國對來自西方挑戰的一次次失敗，一些主張向西方學習的知識份子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陳獨秀就是代表之一。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因名稱相撞，次年改為《新青年》），宣傳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傳統道德，並提出東西方文化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應該用新的去改造舊的。《新青年》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影響了眾多的年輕人。

青年陳獨秀在街頭。(網上圖片)

由於《新青年》影響力日增，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三顧茅廬，聘請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他遂將《新青年》由上海遷到北京，並繼續在北大宣傳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由他帶動的「新文化運動」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是非標準和價值標準，否定了傳統上中國人的信仰，並且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使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徹底的否定。

1917至1919年這兩年，可以說是陳獨秀最光芒四射的階段，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兼《新青年》創辦人，陳獨秀身邊凝聚了一群文科學者和文化人，包括李大釗、胡適、高一涵、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他們的著作也在該刊發表，令北大和《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左)曾三顧茅廬請陳獨秀到北大任職。(網上圖片)

其後，隨著運動的深入和時局的變化，他又與李大釗合創《每週評論》，文章主題也從在文化上的探討，擴闊到針砭時弊，在五四運動中，各人更從編輯部走上街頭，走入群眾中，從校園演說到派發傳單，以身作則地參與對社會的改造之中。陳獨秀也因此在「研究室」和「監獄」之間進出，並在監獄中進一步思考中國未來之路，醞釀成立政黨。

不過，雖然一手促成了黨的成立，但他和李大釗卻沒有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國代表大會，他還是當選了首任總書記，並在之後的四届黨代會中連任，成為中共早期領袖核心。反映人們對其赤子之心的肯定和尊重。

陳獨秀和李大釗合創的《每週評論》。(網上圖片)

然而，這位黨的主要始創人兼領袖卻因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做出多項決策被認定「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導致黨內損失慘重，他在中共「五大」獲選連任總書記不久，中共中央1927年8月7日緊急召開的「八七會議」，在他不獲邀出席之下，被撤銷總書記職務。兩年後，又因參加「托派」活動，並發表了一些跟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不同意見的言論，而遭到開除黨籍的嚴厲處分。

這也成為其革命生涯中的重大打擊和轉折點，然而，陳獨秀不像其學生兼後輩張國燾般，對黨不滿，就轉投敵方。他既不受國民黨政府的招安，也謝絕胡適等友人的金錢資助和赴美寫自傳的美意，以致晚景淒涼，於1942年5月27日，在重慶江津鬱鬱而逝。而這頂「右傾」帽子在其死後多年仍被戴著，令其早年的貢獻長期得不到應有的評價。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兩位主角：陳獨秀(左)和李大釗。(網上圖片)

其實，對陳獨秀所犯的「錯誤」及對他的處理方法在中共內部長期存在爭議。1929年11月15日，陳獨秀被開除黨籍時，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共產國際於1930年2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說給陳獨秀一次去莫斯科「申訴」的機會，但遭到他拒絕。

其實，陳獨秀雖然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但他一直想擺脫對方的支配，認為中國人的事應由自己作主的，他同時也多次提出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但均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所以，他也陷於兩面為難的窘局。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此前周恩來和王若飛親訪陳獨秀，帶來共產國際邀請他出席「六大」的口信，惟陳獨秀反問「中國問題為什麼要到外國去討論」而拒絕出席。可見，將大革命的失敗責任全推到陳獨秀這位總書記頭上，有點不公道。但因為清高的他沒有去辯解，加上兩個兒子先後被殺害，他有點心灰意冷。「錯誤」就這樣錯下去了。

陳獨秀(左)和胡適政見不同，卻友情深厚，始終惺惺相惜。(網上圖片)

寫陳獨秀，不得不提他的兩位烈士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在被史學家認可符合歷史脈絡的《覺醒年代》中，對他父子仨都有生動的描寫。由於陳獨秀長期在外，不顧家庭，更跟元配的妹妹高君曼私奔，導致元配生的兩個兒子對其不滿，不但不肯叫他「父親」，更故意跟「陳獨秀同志」唱反調和捉弄他。

後來隨著相處久了，加上兒子們赴法勤工儉學後，認知有了變化，接受了新思潮，漸漸摒棄之前信奉的「無政府主義」，而走上父親信仰的道路，並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個兒子經莫斯科深造回國後，也積極投身革命，表現出色，在中共第五届全國代表大會上，三父子同時獲選為中央委員，成為一時佳話。

陳獨秀兩位成為烈士的兒子陳延年(左)和陳喬年。(網上圖片)

但遺憾而又諷刺的是，父子之間的間隙填補了，卻因為總書記父親在決策上的失誤，對國民黨右派的反動估計不足，防範性不够，間接導致長子陳延年被抓，最後在叛徒出賣下犧牲，自己也因此被迫下台。次子陳喬年也因為中共領袖身份，翌年遭到國民黨右派殺害。

兩個兒子都有乃父遺傳，面對酷刑，無懼無畏，從容就義。百年之後，重看這段歷史，以及時代背景，人們對陳獨秀當時的處境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對他及其家人對中共乃至對中國革命的付出予以充分肯定，總算為這位一心為國的革命者還以公道。

綜觀其一生，思想雖有起伏，言行或有偏激、偏差，卻始終沒違背愛國救國初心，作為一位革命者和文化啟蒙大師，陳獨秀兼具才情和識見，有傲氣，但更有骨氣。在潦倒的日子，既不背叛自己創立的政黨，個性耿直的他也始終保持文人的風骨和獨立的人格。

「按圖索驥」這個成語最早出自於東漢班固所寫的《漢書》，不過它最廣為人知的典故還是出自於當中的明代楊慎所寫的《藝林・伐山》中，當中有言：「伯樂《相馬經》有『隆顙蛈日，蹄如累曲』之語，其子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曲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為笑曰：『此馬好跳，不堪禦也。』所謂『按圖索駿』也。」

春秋時候，秦國有個叫孫陽的人。由於他十分擅長相馬，無論怎樣的馬，他一眼看過去就能辯出優劣，因此又被稱為「伯樂」。有次，伯樂受楚王的委託，要找到一匹可以日行千里的駿馬。於是，伯樂仔細尋訪，最終在路上發現這匹他中意的良馬。只見這匹骨瘦如柴的馬陡坡舉步維艱，呼呼喘氣的在拉著鹽車。伯樂對馬向來親近，又難得見一匹好馬，所以他不由走到馬的跟前。見伯樂走近，馬突然昂起頭來，瞪大眼睛地在嘶鳴。見牠引頸長嘶，伯樂就明白這匹駿馬只適合在疆場上馳騁，而不是用拉車的。

伯樂與駕車人相討一番價錢後便把這匹馬帶回皇宮，果其不然，這匹千里馬後來就陪著楚王馳騁沙場，立下不少功勞。自此，人們對伯樂的相馬才能就變得更為敬重，而伯樂為了讓更多的人學會相馬，他便總結自己多年積累的相馬經驗，配上各種馬的形態圖加以解說，終於寫成了《相馬經》。

網上圖片

伯樂的兒子皋風自小在父親的薰陶下，自然也希望自己也能像父親一樣成為厲害的相馬師。於是，他常常挑燈夜讀，就是為了《相馬經》背得滾瓜爛熟。當他長大後，他自認為自己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有了認馬的本領，於是他拿上了他的《相馬經》，出門尋找千里馬去了。

網上圖片

他邊走，邊觀察，心裡想著《相馬經》上對千里馬的描寫：「高大的額頭，像銅錢般圓大的眼睛；蹄子圓大而端正，像堆迭起來的塊」。沒走多遠，他就看到一隻大癩蛤蟆。他蹲了下來，仔仔地研究著眼前這隻大癩蛤蟆，心想：這傢夥額頭高隆，眼睛又大又圓，難不成這就是書上所指的的千里馬麼？他心中充滿了喜悅，也不曾想到癩蛤蟆根本是馬，就把癩蛤蟆帶了回家。一到家，他便揚聲跟伯樂說：「爸爸，我找到千里馬了！只是⋯⋯牠蹄子跟書上的有點不一樣⋯⋯」伯樂一看，哭笑不得，便幽默地說：「可惜了！這馬只會跳，可不能用來拉車啊！」

網上圖片

後人由此提煉出「按圖索驥」這個成語，原意是指人只按照圖片、線索尋找好馬，卻不會靈活變通，即是比喻人辦事機械、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