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廣播處長李百全升職，將出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常任秘書長，七月一日履新。
李百全。
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一年零三個月，到港台履職前屬首長級第4級(D4)，到任後升為D5，據了解，上周正式升為D6，到七月一日即出任常秘，屬D8職級，升職速度之快近年少見。
不過，回看他在港台的工作，政壇高人認為並不感到意外。
李百全作為政務官(AO)，出任廣播處長後，大刀闊斧處理港台積存的問題，既要面對建制派中人的批評，上任後即要面對檢討港台的制度，特別是編輯流程以及個案處理方面的事情，內部挑戰的力量亦相當大，他頂住壓力，在同事協助下，成功扭轉港台的形象。
曾獲多位立法會議員點讚，形容收看港台節目「舒服好多」，認為港台向發出《編輯政策及流程》做法恰當，能有效引導員工，《香港電台編輯政策及流程》文件，列明各項編輯政策。新指示要求，員工在處理「一國兩制」問題上，須考慮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情況下亦不應將台灣視作國家，也不可將犯罪塑造為光榮的英雄事迹等。
新民黨葉劉淑儀亦大讚李百全有承擔、肯做事，一夫當關掃除歪風。李百全的表現，亦令部分對AO有看法的人，重新思考。據悉，政府正檢視公務員高層職位的選拔聘任機制，確保「有能者居之」。
李百全1990年8月份加入政府政務體系，曾在多個政府決策局及部門任職，包括憲制事務科、政務總署、公務員事務科、衞生署、保安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署、民政事務總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行政長官辦公室。2019年4月晉升為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D4薪級），2022年4月在其廣播處長任內晉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官（D6薪級），2022年7月升任為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屬D8職級，這幾年升職速度甚快。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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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