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各政治板塊重組 「G19」率先組隊 17人定位專業獨立、務實理性

新一屆立法會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運作，90名議員中，有40人是「新丁」。而今屆有政黨及政團背景的議員仍佔了逾一半，其他不少都是「單頭」或「散人」、甚至1人政團。部份議員為免要「單打獨鬥」，都會「埋堆」自行組隊，如現屆有幾個議員組織如「G19」、「C15+」、「A4」。到選舉結束後，「G19」就率先宣布在新一屆議會重組。

G19新召集人霍啟剛日前就宣布，新G19有17個議員，當中有10名連任議員，7名新當選議員。若以界別劃分，就有9人為功能界別議員，8人來自選委會界別。

邱達根Facebook圖

功能界別議員包括金融界的陳振英、金融服務界李惟宏、科技創新界邱達根，保險界陳沛良、體演化出界霍啟剛，商界（第三）嚴剛，航運交通界林銘鋒，商界（第二）姚祖輝，進出口界鍾奇峰；選委會界則包括姚柏良、簡慧敏、李浩然、陳曼琪、李家駒、吳英鵬、莊家彬、樓家強。而當中，3位副召集人包括姚柏良、簡慧敏及李浩然。

G19的17名候任議員還一致同意繼續定位為專業獨立、務實理性、愛國愛港議員的非政黨、非綑綁投票合作平台，目標進一步加強溝通合作、共享資源、提高效益，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促進行政立法協作，為香港發展獻謀出謀。

G19還透露，已跟工聯會7名議員、勞聯2名議員及實政圓桌的莊豪鋒，合組一張27人名單，以統籌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報名，由霍啟剛擔任名單的統籌人，但強調另10位議員並非G19的成員。

據立法會《議事規則》，每個事務委員會的上限為20人，立法會秘書處會按每張名單人數分配相應委員會席位的數量，所以議員想爭取加入各事務委員會的機會，最好就是自組名單。另外，議員編配辦公室、會議廳座位等，「埋堆」都有好處。

正因如此，除了主要政黨，立法會中會出現非政黨的政治板塊。G19在2022年第七屆立法會初期成立，當時有19位議員，故名G19，但其後黃元山加入政府出任特首政策組組長，變成18位議員，但G19無改名，而新一屆雖然亦只有17名成員，但仍沿用G19名稱。

在換屆選舉前，因多名資深成員不尋求連任，包括原召集人謝偉銓、建制派「班長」廖長江，還有陳健波、馬逢國，另周文港、洪雯、梁毓偉、譚岳衡也棄選，令G19突然「損兵折將」，但如今再有生力軍加入。

其他現屆板塊，也出現舊人棄選的局面，如A4，除梁文廣、楊永杰連任，張欣宇、林素蔚兩人棄；C15+同樣走一半人，蘇長荣、陳月明、朱國強、尚海龍、張欣宇、林素蔚、江玉歡都棄選，只有8人成功連任，包括召集人陳紹雄。據聞，最近C15+都在「招兵買馬」中，核心成員正接觸多名「單頭」議員，其中「票后」方國珊、另還有教聯會的4名議員及功能界別「新丁」都是招攬對象。

此外，據聞6名選委界連任議員正發起新平台「F6」，包括管浩鳴、陳凱欣、吳傑莊、李鎮強、李浩然及林振昇，他們在選舉期間建立互通資訊的群組，互通資訊，當選後繼續合作。

新一屆立法會，民建聯佔20席，仍是最大政黨，經民聯8席、工聯會7席、自由黨4席、新民黨3席、教聯會4席、勞聯2席，而「一人政團」則有實政圓桌及專業動力。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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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