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為何要「焚書坑儒」？ 真的是為了迫害儒家嗎？

秦始皇作為我國古代第一位完成大一統的皇帝，他的歷史功過往往都是讓人爭論不休的，而在公元前213年，他焚書坑儒一舉更是使他在史書中「殘暴不仁」、「法家忠誠追隨者」的形像更為深入民心。在我們的認知當中，我們普遍地會把「焚書坑儒」與「迫害儒家」寫上等號，但事實真的如是嗎？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秦始皇為甚麼要下「焚書令」。秦始皇曾自言「吾前收天下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當中的「不中用者」意指不能為治國之用的書，或是會影響國家政策上行下達之書，所以秦始皇銷毁民間的文學史書很明顯不是僅僅針對儒家學說，而是因為「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也」。因此，我們要明白「焚書令」的針對對象並非習儒之人，而是「以古非今」者。因此，秦始皇銷毁諸子百家之書是為了禁止民間私學，希望從而可以減少民間抨擊朝政的可能性。

秦始皇下「焚書令」。

不過其實為了符合當時專制王朝的政治需求，比起滅絕儒家及其經典，秦始皇更像是試圖把儒家的發展納入可控的範圍之內。在焚書一事中，詩書百家確實遭到創傷，但也非滅絕了。六國史書肯定是被燒毀了，但《詩經》和《尚書》仍被官中博士們所掌管着，書的抄寫副本亦收藏於秦宮中。加上博士們為統治者提供治國良方，常常要追溯儒家經典和諸子著作，所以他們手上的書理應才是精髓之所在。而秦宮的古書也只是僅被封存，沒有被燒毀。國家藏書真正遭到浩劫是在咸陽之役中，可是後人對秦始皇焚書的讉責遠超於項羽的付諸一炬。

儘管秦帝國歷來路線依賴、倡導法家，但秦始皇與漢武帝的「罷黜百家」不同，他由始至終都未有明言要滅絕儒家，甚至一反常態把朝廷重任托負於儒生。根據秦朝的文化政策，在中央中存在「博士」一職，其數量居有七十人之多，而正七十人正正是史籍所載的「從齊魯之儒生」。雖然博士官也非儒家的特權，但也可以證明始皇對法家以外的思想形態是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加上，始皇之所以想招攬儒生是因為他「欲以興太平」，可見始皇帝某程度上是認可儒學的教化功能、穩定政權的功益。再者，始皇跟秦二世身邊不乏有儒學博士。據《史記》記錄，始皇帝平時不是與丞相論政，就是博士們議事，而朝中著名儒生伏生與叔孫通都能夠御前議政。他們能夠以這樣的方法參與核心政治，就說明了儒學之士在秦朝的地位未有我們想像中低。此外，秦丞相王綰本人也是帶有濃厚的崇古儒家氣息的，他一直主張實行周朝的封建禮制，可見在秦朝儒學的發展未有因秦始皇崇法一事而被遏止。

孫叔通（網上圖片）

秦國的崛起可以說是全乃於商鞅變，所以可以理解秦始皇重用法家之由。不過法家家派能夠得以成立，全靠春秋戰國時期管仲、李悝等人予以發展，並由韓非最後集其大成。正因為法家成熟稍晚，所以我們有時可以看到當中揉雜了其它家派學說的色彩。加上始皇帝也明白法家的天生不足是在於缺少民族情感和缺乏民俗文化中的心靈契約。因為硬梆梆的法律條文很難在民智未開的社會激起發自內心的追隨與遵守，所以始皇亦有意在以法家主導政治秩序時，以儒家思想來倡導文化秩序。試舉一例，儒家思想「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觀念其實在《秦律》中是有跡可尋的，只不過它是以硬性條文的方式表達出來。在雲秦雲簡《法律答問》中，也有寫到如果拔落他人的頭髮，而被拔的一方有感覺，則可追究對方責任。再論，始皇在秦山、琅玡刻上的「專隆教誨，男女禮順」其實也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男耕女織」——典型儒式社會（網上圖片）

沒錯，秦始皇推崇法家，但他未有故意為難儒家，因為他深瞭儒家學說的重要與必要性。在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法家未有壟斷思想市場。世人仍可以在法律條文與生活間找到其他學派思想的穿插痕跡。與其說法儒思想文化在秦朝有所爭鬥，倒不如說它們之間更多只是有主導與輔助之分。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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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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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