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2年前指無綫停播港台節目是政治打壓一事引發官司。日前，何啟明正式登報道歉，並撤回誹謗性言論，風波應該告一段落，政圈中人認為，這個結果也反映政治生態以至社會氣氛的重大改變。
2年前無綫停播港台節目，引發一場言論官司。何啟明指這是政治決定，無綫強調是商業和收視考慮。個從法律上看，何啟明作出指控，應該基於事實，無綫作出反告，同樣要有事實支撐。無綫以通訊局的批准為憑，証明事件不涉政治，何啟明要脫身，應要有証據証明，因為這涉及客觀事實，法律上不能用評論自由作為辯解，相信這是他最終決定撤回言論的原因。
前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日前撤回誹謗性言論。
不過，既然要撤回，為何要拖兩年呢？這樣做雙方都要付出勞力、心血，尤其對個人身份的何啟明而言。政圈分析一個可能性，就是當中牽涉的政治代價，因為他作出評論之時，社會氣氛非常激進，就算是泛民陣營都要人人爭出位，這個時候和電視台打官司有增加曝光的效果，相反，現在政治環境大變，激進泛民政治上難有一席之地，成本代價不可同日而語。何啟明由原先不怕打官司，到現在撤回言論，是面對現實的決定，對無綫來說，著重的不是針對個人，而是討回公道，讓外界明白不會任人隨意「抽水」。
政圈中人覺得，經過2021年通過新選舉辦法，本地政治生態已經大變，中央明確定出底線，激進路線不單沒有前途，甚至可能招致罪責。新秩序落實一段時間後，不認同的人選擇移民他方，留下來的就好自為之，所以在警方接連偵破多宗個案後，連網上的政治欺凌都已經大為收歛。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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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