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實施快三年，本港社會漸趨平靜，但有人擔心，反修例衝突的根本性問題仍未解決，尤其是社福板塊缺乏建制派積極參與。
有選委近日向Ariel提到，雖然香港正走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但根本性問題仍有待解決。該名選委以前年社福界立法會選舉為例，以個人投票加上只有18%投票率，但非建制派仍以500多票，大幅拋離建制派候選人，反映建制派不獲普遍社工認同。
2021年社福界立法會選舉。
另一名選委提到，有人在建制派組織的內部會議上，講到社福界的問題，抱怨部分知名社福機構陽奉陰違，時常和愛國愛港陣營「打對台」或「扮中立」，希望建制派組織高層跟進社福機構撥款制度，在座有同僚更加拍掌和應他的意見，氣勢一時無兩。於是，建制派組織高層反問：「大家撫心自問，若然抽起那些社福機構的撥款，交給你做，你有能力做嗎？在座的各位，也有能力做嗎？論經驗，論即時可動員的專業人手，建制派有能力做嗎？」頃刻間，整個會議室由群情洶湧，變得鴉雀無聲。選委直言，「正正是簡單的三條問題擊中建制派的弱點」。
亦有選委指出，現行政府搞的關愛隊改革，是在原有社福制度以外，以民青局統領地區社團工作，某個程度上反映政府內部仍未進行社福機構改革。相比政府每年300多億透過一筆過撥款支持IR88機構，民青局的資助暫時是小試牛刀。該名選委又提到，「建制派社工，十居其九是政界出身，未經過傳統社福界別工作的洗禮，建制派無專業人手，也導致社福界比教育界更難處理」。
對於社福板塊欠缺發展，有政界中人提議，選取某些地區實行先導計劃，建制派未來五年集中發展兩至三個核心社福服務，例如青年和照顧者，並且以類似社企的可持續方式營運，做出成績，「最理想是爭取一筆過撥款，定時定候檢討，大家不能再過著以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亡羊補牢』的日子」。
政府有各類資助提供給社福機構申請。
政界人士表示，建制派發展社福機構，並非追求「獨食」政府撥款，而是將原來佔0%的資源份額提升到10%至20%，避免社福界聲音一面倒，影響大局。該名人士續稱，從戰略上來看，「為我所用」比「為我所有」更好，不一定要建制派自己發展特定社區服務，如果有社福機構願意和建制派「共建」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也是好事。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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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