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正逐步復常，針對最近坊間關於應否就過去3年疫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的討論，工聯會會長、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吳秋北質疑，「事後孔明」般的獨立調查意義何在，他並認為，政府應優先搞好社會復常同經濟復蘇。
吳秋北在社交專頁撰文指，醫療體系要時刻檢討，也要時刻改進，就算沒有疫情，香港的醫療體系仍有不少需要改進的空間。除了醫療體系的問題，疫情也涉及很多領域，都是政府需要跟進的。
但他認為，目前香港疫後百廢待興，政府最優先要做的，是集中火力讓社會民生在安全的前提下得以復常，推動經濟復蘇，而非去搞各類疫情調查。他更不點名批評「有的所謂專家」配合境外勢力，將疫情責任甩鑊中國，直指「如要調查應循有否專家裡應外合對自己國家進行生化戰角度出發！」
全文如下：
香港抗疫三年，終於走上復興之路，能做到「生命至上」的前提下，保全經濟發展，實屬不易！最近就是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過去三年疫情，坊間有不少的討論。有專家認為當年沙士結束後也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應全面檢討，查找不足。反對派黨主席也不約而同提出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疫情。另一邊廂，港大醫學院院長對是否成立「有些保留」，認為現時暫未到檢討時候；而中大醫學院院長則直接表明未必需要，因沙士時未有經驗和知識應對，而現時的醫療系統已大幅改善。
醫療體系自然要時刻檢討，也要時刻改進，並非只有在疫情前後才做。事實上，就算沒有疫情，香港的醫療體系仍有不少需要改進的空間，特別是在醫療負擔問題，以及公私營醫療佔比的問題，都是需要研究的。疫情也不單是醫療體系的問題，也涉及很多領域。比如物流和物資安排，又例如安老院的人手安排，都是跨醫療領域的，甚至橫跨多個專業領域。再比如如何加強與內地合作，以及善用中醫藥在防疫抗疫工作上，這些都是顯而易見需要政府盡快跟進的。
疫情過後，百廢待興，政府最優先要做的，是集中火力去搞好社會復常和經濟復蘇，並非去搞各類疫情調查。更何況儘管現在逐步脫離疫情，但仍存在風險出現新變種病毒，政府必須步步為營，讓社會民生在安全的前提下得以復常。
毋庸置疑的是，不斷變異的病毒已經逼使全人類不斷檢討，各國政府也在檢討中不斷調整防疫政策，實在是等不及疫情過後再去調查檢討。香港更是如此。調查不難，難在解決，「事後孔明」般的獨立調查，意義何在？有的所謂專家，配合美國等境外勢力，把疫情甩鑊中國，極盡抹黑之能事，如要調查應循有否專家裡應外合對自己國家進行生化戰角度出發！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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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