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非法初選案」2月6日正式開審，預計為期90日。本案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宗涉「顛覆國家政權」罪進入審訊程序的案件，整個案件涉及47名被告，包括5名「初選」主要籌劃者，以及42名參選人，全部被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備受外界關注，警方在法庭內外加強保安，確保審訊安全順利進行。
近年頻有攜帶攻擊性武器人士試圖闖入法庭，例如去年8月，西九龍裁判法院在10日內，就截獲4人攜帶利刀及鐵蓮花等。
前幾日（2月4日），一名34歲男子在西九龍裁判法院來拍片及拍照被捕，該名被捕男子未有透露拍攝原因，由於正值「非法初選案」開審前夕，不排除涉「探路」。
經調查後，該名男子2月5日被控「遊蕩」及「藐視法庭」罪，罪成最高可共判四年監禁。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過往有所謂「旁聽師」多次與被告人互相呼應，在庭上拍手叫口號，當中不乏有律師背景人士，行為有機會觸犯「藐視法庭」及「發表煽動文字」罪，最高刑罰分別為兩年及三年監禁。
首日審訊，鄒家成、梁國雄等否認控罪的被告答辯期間，亦接連引來部份庭內旁聽人士呼叫，影響法庭秩序，法官隨即對相關人士作出警告，並指答辯程序是非常莊嚴，要求各被告尊重。
高人話，有關人士的行為突顯法庭潛在保安風險，而外界高度關注這宗國安大案，加上被告及相關法律代表人數和涉及的囚車眾多，警方有必要高度重視法院大樓內外的保安，戒備確保審訊安全順利進行。
6日一早，警方已派駐重兵荷槍實彈嚴密佈防，並聯同法院保安人員在法庭內外不同地點巡邏戒備，確保法庭內外秩序及交通暢順，司法人員、律師及被告等的人身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現場觀察，由於法庭內外守衛森嚴，只有個別人士於法庭大樓外進行示威，就連所謂「送車師」的追車行為亦不復見，秩序良好。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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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