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逐步邁向垃圾膠袋徵費時代，估計最快年底就會推出，在垃圾膠袋徵費的同時，令人關注回收政策能否配合，市民一般反映的意見，是現在的環保回收較為繁複，例如塑膠是最難分類的回收物。
塑膠有6種標籤，理論上要按分類回收，不少地方在三色回收桶再放兩個較小的膠桶，1、2類塑膠放三色桶中的咖啡桶，其餘3、4、5、6類就放旁邊兩細桶。很多時市民站在回收桶前，搞來搞去都搞不清，究竟一些塑膠包裝應放在那個桶? 膠樽和樽蓋是否該分開放? 據悉港府也知道市民的苦惱，正計劃改變這種混亂的現象。
現在塑膠回收分三個桶，一個放膠樽，另兩個放膠樽以外的塑膠回收品，常令市民困惑。
設想中的方案，日後膠樽回收只分兩類，一類是膠樽，一類是非膠樽，膠樽放一個桶，其他非膠樽就放另一塑膠回收桶內。據了解，為甚麼現在要分種那麼複雜，主要是回收廠設施問題，需要市民先做精細分類，方便回收廠處理，但未來只要回收廠提高設施水平，這種分類工作就不需要市民去做，可以簡單分成兩類，由回收廠自行處理各種類型的非膠樽塑膠的分類回收。
這也可算是德政，可減省市民很多麻煩，不用再站在回收桶前，苦惱塑膠垃圾該放在哪一個回收桶內。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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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