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統治的疆域廣闊,語言會隨著不同地方衍生不同風格。中國方言眾多,官員溝通上很可能會有問題。一旦上朝用方言與皇帝溝通,恐怕只會「雞同鴨講」,更可能犯欺君之罪招來滅頂之災。
百官上朝 (網上圖片)
早在周朝,上流階層就開始統一使用的語言,掃除中央與地方交流的障礙。不過仍有地方官員因混淆方言與標準語言而鬧出笑話。譬如,武則天時期有個地方衙門差役侯思止,他有「語言學習障礙」,分不清當時標準語中魚韻(yu)和虞韻(ru),惹笑武則天。
武則天(網上圖片)
侯思止曾對其他官員說:「今斷屠宰,圭株虞縷,居不得詰。空詰彌泥去。儒何得不飢!」大意是:「現在朝廷禁絕屠宰殺生,(百姓)雞豬魚驢都不准吃,只能吃米麵,又怎會不飢餓!」話音剛落,就被侍御崔獻可恥笑。思止勁嬲,向武則天告狀,武則天便質問崔獻可:「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崔獻可便解釋原委,原來思止不熟官方語言,將「雞豬魚驢」讀成帶有方言口音的「圭株虞縷」,令武則天也不禁大笑。
侯思止方言口音鬧出的笑話,連武則天都被逗笑了。(網上圖片)
上述例子在古代其實並不多見,因為官方往往會統一正式場合使用的語言標準。對宮廷中標準語和方言交流的最早記錄出現在周朝,當時有一套稱作「雅言」的標准語言系統,通常有學識之人都通曉雅言。《荀子·榮辱篇》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意思指,越人有越人的方言,楚人有楚人的方言,但君子在正式場合都使用雅言。
周朝時「雅言」成為君子間交流用語。(網上圖片)
據古代語言學者分析,雅言應該是以當時中原一帶的方言為基礎,其中東周都城洛邑的方言對雅言系統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荀子》中用越人和楚人作為例子,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南方的越國和楚國方言差異較大,南方人甚至很多都不懂漢語。《左傳》中有「楚言而出」,《維甲令》、《越人歌》等史籍記載更表明,當時越人的語言和如今壯語、泰語近似。
但當時,即使是南方國家,上層人士都要掌握一些雅言。由於吳國口語和越國類似,但吳國的延陵季子卻是春秋晚期著名的外交家,如果他不懂雅言,恐怕無法游走於中原各國。所以,古代南方諸國就有語言學上所說的「雙言現像」,即人們根據不同場合選擇不同語言交流。雅言用於對外或書寫等正式場合,方言則是日常所用。這種現像與現時南方地區普通話和方言並用的情況類似。
吳國延陵季子是春秋晚期的著名外交家。(網上圖片)
由於統治的地域寬廣,所以有時南北方言難以統一標準,就會產生兩套標準語言系統。例如,晉朝永嘉南渡後,大量北方士人南下。他們保留北方方言,但也融合一些南方方言的特徵,數百年後南北重新統一,語言系統就變成兩種,這就難說哪一個更標準了。同樣,明清時期有外族統治,所以官方語言上也有南系北系並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