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周二(5月17日)晚上發聲明，批評有組織和人員假借新聞自由之名，公然干涉特區的司法程序，特別是黎智英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斥對方的企圖完全錯誤，更有辱法治，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及嚴厲譴責。
聲明指，黎智英及其他相關人員被拘捕和檢控，是由於他們涉嫌干犯例如欺詐、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刑事罪行，與新聞自由毫無關係。而1任何國家、組織或個人企圖利用政治力量干預香港特區的司法程序，以促使任何被告人逃避應有的司法審判，都是破壞特區法治行為，應受譴責。發表有意圖干擾或妨礙司法公正的言論，或作出有同樣意圖的行為，極有可能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罪或妨礙司法公正罪。
黎智英。
無國界記者早前指，收集到42個國家、共116名傳媒人士聯署，要求撤銷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其他駐港記者的檢控。外界懷疑特區政府的聲明與此有關。
但高人指出，政府發聲明有玄機，背後的問題遠比無國界記者這些海外組織搞聯署嚴重。因為有機構到處去推動「輕判黎智英」，試圖在本地製造黎智英受政治逼害的聲音，以和應外國對黎智英案搞出的種種政治動作，甚至借此向法官施加壓力。
金牙大狀認為，這些推動「輕判黎智英」的政治動作，已屬犯法行為，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去評論案件應如何判刑，涉嫌觸犯藐視法庭罪。若試圖向法官施壓，更屬妨礙司法公正罪。
金牙大狀又指，任何人接觸到「輕判黎智英」的政治遊說，應該嚴詞提醒對方，這已屬藐視法庭，莫以身試法。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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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