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群組猖獗股壇名人慘被利用 大罵社媒平台「無底線」

近日Facebook上出現了一些炒股群組帖文，貼出多名股壇名人照片，聲稱由他們自己提供心水股，回報幾倍，只要加入群組就可看到，入群分文不收云云，被登照片甚至加上採訪片段的包括黃國英、胡孟青、郭思治、退休已久的詹培忠、甚至學者曾淵滄。

詹培忠被人借來宣傳，有相有片。

本網聯絡黃國英和胡孟青，兩人均非常勞氣，問題未問完即大呼「那是假的」他們從未提供過這些「貼士」，更大罵Facebook「無底線」，只要有錢就甚麼都登。

黃國英被人冒充用來宣傳。

黃國英說，每兩三天就有人打電話上他公司，問他是否推介那些股份，也有不少人說買了那些股份，他透過各種途徑，說那不是他，是假的，「講左無限咁多次。」他曾向Facebook投訴，但對方不予理睬，也曾報警，惟警方說他不是受害人，即他沒有金錢損失，所以不能立案，「唔通我要攞個咪喺條街大嗌?」

兩年前新冠肺炎肆虐，炒股群組用了他的照片，推介一隻做外遊的創業板股份，「新冠期間處處封城，外遊股點會有得升?」可惜偏偏有人信，有股民找他，說因為他推介，買了該股，錢沒有了九成，黃國英說不是他推介，叫對方報警。「剩係處理呢啲都好唔得閒，真係就嚟癲。」

他忠告股民 : 「False positive大鑊過 False negative，假陽性大鑊過假陰性。」意思是說，把假消息當真，損害較把真消息當假大，把假貼士當真買股票，可以輸身家，而把真貼士當假，沒有買，最多少賺一點。最重要是，不要看見名人照片就買，要停一停想一想，自己做做功課。

胡孟青大呼「那是假的」。

胡孟青同樣頭頂出煙 : 「今日收5、6個查詢，問我係咪推介XX股。」「有人幫我管理我的Facebook Fan page，每日block、report（冒充她的貼文）都搞一朝。」她說，那些炒股群組page，假貼文，「like」來自巴基斯坦、印度，「諗下都知唔係我。」她說，認識她的都知她不會炒股，在不認識對方、不知對方風險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她不會推介股份。

她曾向Facebook及WhatsApp 發律師信，也在網頁上積極舉報，但對方「冷處理」，所以會直接報警方網絡罪案科。

曾淵滄。

學者曾淵滄更被P圖，Facebook出現他與Mirror姜濤的合照，貼文寫: 「我係姜濤……..推介XX股....。」後來更被利用騙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該公司收到自稱曾淵滄的人找他，推介一隻香港四、五線股，他用上市公司的錢買了該股，結果股價跌了九成，新加坡證監正調查此事，事件上了新加坡報章。

曾淵滄對本網說，他完全無計可施，甚麼也做不到，他自己也收到不少Facebook這類廣告。據知也有whatsapp炒股群組利用他的名字。

所以股民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社交平台看見的炒股貼士，真實性令人懷疑，不要隨便加入whatsapp、Facebook炒股群組，最重要不要看見名人照片就信，網上陷阱處處，小心為上。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