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黨5月27日宣布清盤，創黨成員湯家驊接受《堅料網》訪問，回憶當日在他家裏，與其餘3位創黨成員決定組黨，最後公民黨愈走愈激，湯家驊發現與黨友理念愈來愈遠而退黨，他說自己「不懂閱人，後悔組黨。」
湯家驊
湯家驊在訪問中透露，2003年百萬人上街後，他與梁家傑、余若薇、吳靄儀組成45條關注組，其後被說服出選立法會，2004年4人全當選立法會議員，進入議會後，發現議員背後若沒有政黨支持，很難發揮到議員議政的作用，於是他游說其餘三人聯合組黨，組黨更是在他家裏吃飯時決定的，公民黨就此成立。
公民黨創黨宣言明言，與中央保持溝通，原本目標是代表中間最大多數的一群，包括中產及專業人士。然而後來愈走愈激，導火線是2010年反對派發起對抗式動「五區公投」，更讓他感到擔憂的是，部份反對派支持者以惡毒語言批評不同意見人士，印象最深是華叔(司徒華)公然被辱駡，駡他患腦癌，希望他早點死去，令湯家驊深感震驚。
湯家驊憶述，在討論「五區公投」的非正式會員大會上，他第一個發言反對，表達完反對理由後，全場鴉雀無聲。第二位發言的是知名學者，還未說完，已經有其他黨員站起來，走到學者面前，用手指直指對方鼻尖，用粗口大聲漫駡，駡到對方無法說出自己的理據。第三位發言也是同樣遭遇，在場的黨領導層，包括黨主席、黨魁（時任主席關信基、黨魁余若薇，外務副主席黎廣德、內務副主席梁家傑、秘書長陳家洛）都沒有出言制止。
湯家驊記得，雖然這些學者黨員沒有即時退黨，但卻靜悄悄地不再交會費，不再參與任何會議。
2014年《版權條例》時，他代表公民黨與政府談了一個「中間落墨」方案，但到最後拍板前，公民黨突然提出反對，當時湯家驊很氣憤，說了句：「如果這樣我會考慮退黨。」
當時他沒有退黨，到了2015年，雙方終於正式決裂，退黨時他對余若薇說，要與公民黨一刀切，決定將物業股權出售。余若薇第一時間問他，以購買物業當日的價值計算，還是以當時市值計算？湯家驊強調，只想收回購買物業時投入的資金，不計較物業市值。湯家驊同時辭去立法會議席，因當日他是以公民黨名義參選。
回顧這段歷史，湯家驊不無唏噓，表示對有黨領導聲言「暴力可以解決問題」感到非常「憤悔」。原本大有可為的政黨，因走錯了路，終於清盤收場。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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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