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難民營長大的奧斯卡得主關繼威 看無綫肥皂劇長大 希望人人都有同情之心

在昨天馬會主辦的國際慈善論壇上，請來押軸演講嘉賓關繼威。他是一名美國越南華裔男演員，憑《奇異女俠玩救宇宙》榮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關繼威說：「45年前我首次來港時，我不是坐飛機來，我不是旅客，而是坐匯豐號來香港的越南難民。」

關繼威是馬會國際慈善論壇的押軸演講嘉賓。

52歲的關繼威在越南出生，母親是香港人，父親就是越南華人。年幼時隨父母由越南偷渡來港，在香港難民營度過一年，之後到美國加州定居。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上奪得最佳男配角獎之後，關繼威發表了一番動情的獲獎感言，說道:「我在難民營裏度過了一年，然後一路輾轉終於來到這個好萊塢的最大舞台，人們說這種故事只有在電影裏才會發生，我難以置信它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正在港大修讀教育博士學位香港女演員陳慧珊是論壇的主持。

關繼威昨天指自己曾在港住難民營，在艱難環境下鍛鍊出堅毅：「我覺得所有父母都很偉大。我們是難民，父母知道有多困難，成長路上他們總教我要加倍努力，因為他們知道前路有多困難，這塑造了我的性格，韌性，他們不想你輕易放棄。」

關繼威在難民營和母親在一起。

關繼威的命運與香港的一段歷史重疊，他的電影世界中有著香港的文化。關繼威形容，自己在美國唐人街，是看香港電影及無綫肥皂劇長大。

關繼威指出：「無綫電視劇我看好多，我姐姐都很喜歡，那些往日的時光，我在荷李活不得志，所以當我看到成龍、洪金寶和元彪的電影時，我的天呀，原來我們也能當主角，成為自己故事中的英雄。」

關繼威在《奪寶奇兵之魔域奇兵》飾演的上海孤兒。

關繼威以童星出道，最為人熟悉的是在《奪寶奇兵之魔域奇兵》飾演的上海孤兒，亦曾經參演港產電影，台灣、日本都有作品。但他的演員之路並不如意，曾有約20年無拍戲，退居幕後。

關繼威最後憑《奇異女俠玩救宇宙》贏得第95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是繼八十年代柬埔寨華人吳漢潤後，第二位華裔演員奪得這獎項。他飾演的小男人打動不少觀眾。

關繼威表示：「這為大眾帶來改變，反映男士可以展現脆弱一面，可以表現情緒。我當時在倫敦拍攝電視劇，有一名『粉絲』走向我，跪在我旁邊哭起來，他說：『你知道嗎？謝謝你讓我們知道男士可以展現脆弱一面。』」

關繼威表示：「老實說中國市場很大，對荷李活而言，說到底也是生意，在商言商也想分一杯羹，他們開始找尋適合亞洲演員的劇本，這為我們創造很多機會，我們現在可開始挑剔，因為多了很多選擇，這才能打破一些刻板形象和推卻我們不想要的角色，我們現在可以拒絕了。」

關繼威又表示，金錢是重要的資源，但同時也要把握時機，才能發光發亮。

他更以自己的移民經歷，希望人人都有善良之心、同情之心!(Be Kind Be Compassionate!)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

今次活動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舉辦，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指，相信公益慈善的力量，所以需建立平台與業界保持恆常連繫，馬會決定用50億元成立公益慈善研究院。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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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