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自由亞洲電台」把在港員工調去台北，整個「檔囗」關門大吉，其主管表明是擔心員工安全，引起一陣議論。本來一個正常新聞媒體，依法在港進行正常採訪，一點問題也沒有，但對一些心存偏見的外媒，難免會「疑心生暗鬼」。最近《華爾街日報》任命新的亞洲區新聞主管，但其駐地與過往不同，由香港轉到了新加坡，究竟是什麼原因？公布沒有講明，卻令我聯想到，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和港府都曾對該報的偏頗評論，作出強烈反駁，該報在此時作上述安排，似乎不只是技術考慮咁簡單。
《華爾街日報》的亞洲新聞主管，一向都是駐在香港，但剛於4月1日接任此職的Deborah Ball，則轉到新加坡辦公，是否出於政治考慮，惹人遐想。
一位經常接觸外媒的朋友，把《華爾街日報》新聞主管執位的消息傳給我看，原來負責亞洲區新聞的 Andrew Dowell，將調去杜拜，擔任中東區主管。過去7年多，他一直駐在香港，在這裏指揮亞洲區的採訪工作。
接手出任亞洲區主管的 Deborah Ball，於4月1日履職，她與原任不同的是，不會長駐香港，而轉到新加坡辦公，在那裏遙距指揮亞洲各地的編採人員，只會間中去一去香港。
至於原來在香港亞洲總部的人員，仍會留低，並非整個「檔囗」搬走，不過朋友估計，這可能只是第一步，主管先往星洲，一些下屬或逐步轉移，相信還有後着。
《華爾街日報》的公布，沒有說此安排是否與政治有關，不過23條成功立法後，該報的社論曾引來外交部駐港公署猛轟，火藥味甚濃。那篇社論題為《香港的大倒退》，指香港已有國安法，竟覺得「還不夠」，仍要進行23條立法，以後香港將變得「更危險」，並指港府集中精力拼經濟「為時已晚」。外交部駐港公署去信該報，直斥社論把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當中的說法，完全是充滿惡意的炒作。
外交部駐港公署早前致函《華爾街日報》，強烈反駁其有關23條立法的社論，指該報將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充滿惡意炒作。
除了對23條立法的辛辣評論，《華爾街日報》也在黎智英案中被提及，披露當年該報某些高層與黎關係密切，例如該報專欄作家、前白宮首席撰稿人麥偉林，以及該報前出版人 Gordon Crovitz，都與黎甚老友，令兩個傳媒機構成為夥伴，所以該報多次發文要求釋放黎智英。
朋友同我講，《華爾街日報》社論組和新聞部是兩個不同部門，乃分開運作，不過在目前的關係下，新聞部可能要打「穩陣波」，先睇定形勢。
外媒的憂慮，其實是「自己嚇自己」居多，只是將心中的偏見當成真實而巳。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重複說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非常依賴資訊自由流通，在維護國安的大前提下，仍須鞏固這獨特優勢。換言之，駐港外媒只要守法，沒有不可告人的意圖，就可以自由工作，不會有問題。
《華爾街日報》亞洲主管轉往新加坡工作，是否就沒風險？只要看看過往新加坡如何對待攻擊政府的外媒，便知道香港其實寬容得多。想當年，向來不懼怕外媒的政治強人李光耀，曾辣手「懲罰」被指惡意抨擊政府的《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和《泰晤士報》等，包括把它們的發行量限於極低數量，甚至不准登廣告，部分外媒最後終要跪低。
如果《華爾街日報》今次安排真的出於政治考慮，我作為行家，希望它再想一想，不要因為自已的「幻覺」，失去一個更好的區域新聞採訪基地。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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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政治運動有個法則，老老實實，必一事無成，只要夠膽「吹」，就會有人信，越「吹」得大，效果越強。最近例子是，黎智英案國際法律團隊領頭人、御用大狀加拉赫( Caoilfhionn Gallager)，昨天在「英國港人研討會」上說，香港的「政治犯」人數，由5年前的26人，今年勁增至1841人，達到緬甸和白俄羅斯的級數，驟眼看來，真是十分驚嚇，正正符合上述「有咁大，吹咁大」的法則。不過她既無提供資料來源，也沒說清楚「政治犯」的定義，很難相信是出於「御用大狀」之口。前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早前已踢爆，她只是「掛起羊頭」，賣的是政治狗肉，明乎此，對她「亂篤數」就不會覺得奇怪。
黎智英案「國際法律團隊」的領頭人、御用大狀加拉赫(右)昨天指，香港「政治犯」人數激增至1841人，同緬甸和白俄看齊，但她對「政治犯」無清楚定義，也提不出數據有何根據，顯然是亂吹。
法律講求精細的定義，例如「誤殺」和「謀殺」，性質有別，絕不可混淆。但加拉赫爆出這驚人數字後，卻沒說明什麼才算是「政治犯」，可能她粗略把所有為了政治目的，而犯法被捕的人，都列為「政治犯」。若如此歸類，邏輯上就有極大謬誤，例如一個年輕人為爭取「5大訴求」，上街破壞商鋪，他犯的是刑毀罪或暴動罪，絕不能說是「政治犯」了。
行會成員、資深大狀湯家驊，曾經寫文拆解「香港有政治犯嗎？」。他指所謂「政治犯」，是受政治逼害的人，一般而言，有3個特徵：1是當權者以莫須有罪名加諸政治異見者；2是被告不可以接受公開公平的審訊；3是刑罰與所犯行為不相稱。指香港有「政治犯」的人，能找到這些情況嗎？
實情是，香港所有涉及政治事件的人，如被起訴，都有清晰明確的罪狀，以黎智英為例，他因犯了欺詐罪成，被判入獄，現時坐監是服此罪的刑期，怎樣也不能說他是「政治犯」。而他涉違《香港國安法》的審訊，正公開進行，一切都依足司法程序，何來「政治逼害」？
加拉赫指香港有1841名「政治犯」，這數字從何而來，她也含糊其詞。翻查資料，原來這數字源於「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報告，當中還指出，逾75%「政治犯」年齡低於30歲。只要了解一下這組織的什麼貨色，就可以肯定，上述數字是「亂吹」。HKDC設在美國華盛頓，由創始人到目前主要成員，大部分是通緝犯，包括朱牧民、羅冠聰、梁繼平、郭鳳儀、許智峯、張崑陽等，他們長年「吸政治毒」極深，玩嘢當食生菜，提供的數據，信一成都嫌多。
加拉赫雖是御用大狀，但也同樣是政治玩家，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就曾踼爆，指她所屬的 Doughty Street Chamber，頭號人物是另一御用大狀 Helena Kennedy，她因被指捏造新疆人被逼害的「罪證」，而遭中國政府制裁。此外，2021年間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夏博義，也是那間大律師事務所的成員，當年他多番針對國安法和香港警隊，其後因心驚，自行倉皇離港。
至於加拉赫，一直領導黎智英案的國際法律團隊，不斷要求會晤首相和外相，促使政府向香港特區施壓，政治干預該案審訊。江樂士指這做法是公然妨礙司法公正，破壞香港法治，十分惡劣，並非大律師所應為。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踢爆加拉赫等御用大狀，是掛起羊頭，賣政治狗肉。
江樂士說這個「國際法律團隊」的做法出晒界，歪離法律原則，破壞法治精神，所以代表黎智英的香港律師行 Robertsons今年1月13日出聲明，與「國際團隊」劃清界綫，箇中原因不難理解。
這些愛玩政治的「御用大狀」，今次連亂吹「香港政治犯」人數都做得出，顯然已走火入魔，自毀專業形象，這場遊戲看來已到尾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