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自由亞洲電台」把在港員工調去台北，整個「檔囗」關門大吉，其主管表明是擔心員工安全，引起一陣議論。本來一個正常新聞媒體，依法在港進行正常採訪，一點問題也沒有，但對一些心存偏見的外媒，難免會「疑心生暗鬼」。最近《華爾街日報》任命新的亞洲區新聞主管，但其駐地與過往不同，由香港轉到了新加坡，究竟是什麼原因？公布沒有講明，卻令我聯想到，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和港府都曾對該報的偏頗評論，作出強烈反駁，該報在此時作上述安排，似乎不只是技術考慮咁簡單。
《華爾街日報》的亞洲新聞主管，一向都是駐在香港，但剛於4月1日接任此職的Deborah Ball，則轉到新加坡辦公，是否出於政治考慮，惹人遐想。
一位經常接觸外媒的朋友，把《華爾街日報》新聞主管執位的消息傳給我看，原來負責亞洲區新聞的 Andrew Dowell，將調去杜拜，擔任中東區主管。過去7年多，他一直駐在香港，在這裏指揮亞洲區的採訪工作。
接手出任亞洲區主管的 Deborah Ball，於4月1日履職，她與原任不同的是，不會長駐香港，而轉到新加坡辦公，在那裏遙距指揮亞洲各地的編採人員，只會間中去一去香港。
至於原來在香港亞洲總部的人員，仍會留低，並非整個「檔囗」搬走，不過朋友估計，這可能只是第一步，主管先往星洲，一些下屬或逐步轉移，相信還有後着。
《華爾街日報》的公布，沒有說此安排是否與政治有關，不過23條成功立法後，該報的社論曾引來外交部駐港公署猛轟，火藥味甚濃。那篇社論題為《香港的大倒退》，指香港已有國安法，竟覺得「還不夠」，仍要進行23條立法，以後香港將變得「更危險」，並指港府集中精力拼經濟「為時已晚」。外交部駐港公署去信該報，直斥社論把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當中的說法，完全是充滿惡意的炒作。
外交部駐港公署早前致函《華爾街日報》，強烈反駁其有關23條立法的社論，指該報將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充滿惡意炒作。
除了對23條立法的辛辣評論，《華爾街日報》也在黎智英案中被提及，披露當年該報某些高層與黎關係密切，例如該報專欄作家、前白宮首席撰稿人麥偉林，以及該報前出版人 Gordon Crovitz，都與黎甚老友，令兩個傳媒機構成為夥伴，所以該報多次發文要求釋放黎智英。
朋友同我講，《華爾街日報》社論組和新聞部是兩個不同部門，乃分開運作，不過在目前的關係下，新聞部可能要打「穩陣波」，先睇定形勢。
外媒的憂慮，其實是「自己嚇自己」居多，只是將心中的偏見當成真實而巳。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重複說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非常依賴資訊自由流通，在維護國安的大前提下，仍須鞏固這獨特優勢。換言之，駐港外媒只要守法，沒有不可告人的意圖，就可以自由工作，不會有問題。
《華爾街日報》亞洲主管轉往新加坡工作，是否就沒風險？只要看看過往新加坡如何對待攻擊政府的外媒，便知道香港其實寬容得多。想當年，向來不懼怕外媒的政治強人李光耀，曾辣手「懲罰」被指惡意抨擊政府的《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和《泰晤士報》等，包括把它們的發行量限於極低數量，甚至不准登廣告，部分外媒最後終要跪低。
如果《華爾街日報》今次安排真的出於政治考慮，我作為行家，希望它再想一想，不要因為自已的「幻覺」，失去一個更好的區域新聞採訪基地。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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