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振強一手組織「屠龍小隊」  以財力支援成員 協調人手籌備殺警計劃   

繼續講吓，涉 2019年12.8遊行於灣仔放炸彈及槍手埋伏殺警，首度引用反恐條例起訴的「屠龍案」， 14名被告中佔大多數、9人獲罪。昨日講過案中主犯吳智鴻，而另一關鍵人物，「屠龍小隊」領導人黃振強。控方開案陳詞指，黃振強為「屠龍小隊」隊長，早在此案開審前已認罪。

黃振強於2019 年 6月12日受朋友邀請參與612遊行，並有份提供物資、設置路障。直至同年元朗發生 7.21 事件，黃辭職以「前線勇武示威者」身分參與示威行動，並經Telegram 和網上討論區尋找「家長」、「金主」募集資金。

綜合多人證供，「屠龍小隊」的前身是「荃灣示威群組」，黃於2019年7月一場尖沙咀示威期間認識其中一名被告，後獲邀加入群組。後因為一場「三罷」示威，有示威者在荃灣遭斬傷，群組中有人「起底」找出施襲者為黑社會、活躍於二陂坊一帶。

8月25日荃葵青大遊行後，有示威者在二陂坊「裝修」商舖。(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到8月25日荃葵青大遊行，警方出動真槍和水炮車驅散示威者後，之後群組有人呼籲示威者殺入二陂坊「裝修」(即損毀)商舖，事件引來迴響，更有傳媒報道，群組中有人認為「起咗朵應該改返個名」，後改名為「屠龍」，喻意「警方嘅速龍小隊都可以屠」。「屠龍小隊」遂正式成立，並開設新Telegram通訊群組通訊。

黃作供時，自稱獲隊員「推舉」為隊長，因他較有「財力」，曾任地盤工人，略有積蓄，曾動用約 5 萬元補貼隊內用膳、裝備等開支。之後「屠龍小隊」的行動均由黃部署和指揮，又會代表「屠龍小隊」向「金主」、「家長」籌集資金，援助成員，又曾以「屠龍」名義接受傳媒訪問，更開設TG頻道「育龍」，發放文宣籌集資金，款項都由他管理。

綜合黃的口供，殺警計劃的同謀者是吳智鴻，而黃於2019年元朗 7.21 事件認識吳，當時有人在TG「公海」擬發起復仇行動，黃私訊聯絡吳。之後，吳邀黃出席有彭軍壕、「金主」大嚿等人的聚會，當時吳曾提及引入真槍實彈、安排軍訓等。9 月吳邀黃振強出席科大舉行的「勇武派」會議，當時吳提出示威者與警方的武力不對等，提出示威者應主動出擊，引入軍火，並提倡勇武前線合作，用軍火射殺警察。

黃振強於元朗 7.21 事件認識吳智鴻，之後有人發起「復仇」行動。(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黃亦在該聚會中認識其他勇武派及一名叫「老虎仔」的人，之後「屠龍小隊」在示威中使用的汽油彈均由「老虎仔」提供，100 支汽油彈索價約 10 萬元。黃又供稱，「屠龍」平均每次示威會使用約 100 支汽油彈。

其後於9 至 11 月，吳智鴻籌劃台灣軍訓、搜羅槍械、試製炸藥、試槍等，都與黃振強商議人手安排。黃振強也曾供稱，吳智鴻邀請「屠龍」派人去台灣軍訓。後有示威者被警方開槍擊中，吳亦曾聯絡黃於10月1日用槍攻擊警察，後計劃剎停。 到11月，吳號召到西貢試槍，著「屠龍」派人出席，當時黃振強指自己在中大衝突中受傷，遂只派其他成員出席。

而在11至12月初，兩人則構思及籌備如何執行計劃。據黃供稱，試槍後，吳把一支槍及部分子彈交給一名「屠龍」成員轉交給他，之後「屠龍」內部曾開會匯報試槍情況及商議如何處理槍械。黃振強與吳智鴻會面期間，吳向他透露有人正製炸藥，約為 20 公斤，而「屠龍」成員就負責「引警方出嚟」，又要求他統籌其他勇武派。

黃之後又出錢跟其他「屠龍」成員到泰國旅行「紓壓」。黃供稱，2019 年 10 月他仿傚其他政治團隊，籌集資金維持「屠龍」運作。

11月6日於TG「育龍」頻道成立，在一個月後就籌得約 30 萬元，而眾籌所得款項全數由黃管理及決定如何使用，黃分別以匯豐、泰國銀行及賽馬會戶口「入數」 ；「育龍」也曾發放文宣，如「2019 屠龍小隊精華片」，助吸引捐款。

黃振強在灣仔展鴻大廈「安全屋」被捕。(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黃本身並無參與到台灣軍訓、西貢試槍等行動，但他作供時提及打算在「殺警計劃」後全隊「著草」到台灣，指吳智鴻可提供百多萬元支援。

庭上證供提到，灣仔展鴻大廈12樓A室為「屠龍小隊」的「安全屋」，隊長黃振強供稱於2019年12月7日與隊員在屋內就翌日(即計劃實施爆炸及殺警的12月8日)的「大行動」開會。12月8日清晨，黃振強等在「安全屋」內被捕，被搜出黑色頭盔、面罩、防彈背心及膠盾等裝備。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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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