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區議會已上任一年，民青局今（14日）在政府總部舉行區議員培訓班，與區議員回顧上任首年的地區服務經驗，分享未來地區治理工作的挑戰，讓區議員能更好地籌劃未來。
曾經循地區直選及選委會界別當選區議員的民青局局長麥美娟，與一眾區議員分享地區工作初心，如何成為一個「時時見得到、事事幫到手」的區議員，也充分肯定各區議員上任以來的工作表現。
麥美娟對他們提出三點期望，包括希望大家能繼續扎實做好地區工作，持續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做好地區青年工作，鼓勵青年多參與社會事務，助力他們實現夢想；協助籌辦各項地區參與活動，帶動市面氣氛，提振地區經濟。
麥美娟勉勵區議員要好好運用其地區網絡，為市民提供更優質服務，助力特區政府施政。
麥美娟還勉勵區議員要運用好他們的地區網絡，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助力特區政府施政。她又寄語區議員應繼續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發揮好政府和市民之間橋樑紐帶作用，同時要勇於創新，敢於破局，以新思維、新方式接觸和服務更多市民。
培訓班上，還有在席區議員分享過去一年的體驗。離島區議員劉展鵬提到，早前協助遭遇不幸事故的少數族裔家庭個案，劉說，因平時透過地區工作，早已和不同團體建立地區關係網絡，故可即時伸出援手，包括協助申請緊急援助基金、解決家屬奔波照顧家人等困難，做到「有溫度、接地氣、幫到忙」。
有區議員說希望做一個「時時見得到、事事幫到手」的區議員。
黃大仙區議員潘卓斌則回顧去年舉辦「日夜都繽紛」黃大仙冬日「燈」FUN嘉年華，5天市集活動中協助部分商戶取得6位數字生意額，成功帶動地區經濟，亦令市民玩得開心盡興，指日後會繼續協助黃大仙區舉辦更多地區活動，帶動市面氣氛，助力地區經濟。
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就很享受透過街站接觸市民，了解他們所需所想，又多支持區內的年輕人，鼓勵他們多參與社區事務，努力做好青年工作。
高人話，2023年完善地區治理體系是體現政府改革創新的一項重要舉措，在新制下，地區治理工作過去一年得以「提速提效」。正所謂「民生無小事」，區議員不但協助政府聽取民意、觀察民情，還為社區發展出謀獻策，又可與關愛隊、地區組織或團體合作服務市民，真正解決市民日常生活中實際面對的問題。高人聽聞民青局仍會繼續安排不同培訓和考察活動，協助區議員更好履行職務，亦正好體現特區政府重視地區治理工作。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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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