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翰林繼續在海外反華 高人：累及家人助查 國安處展示打擊潛逃行為 「雖遠必誅」

警務處國安處周二(3月18日)於何文田區帶走鍾翰林後父到警署協助調查。鍾翰林涉及煽動分裂國家罪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他在2023年12月離港。警方國安處自2024年12月24日懸紅100萬港元通緝其歸案。

國安處自去年公開通緝包括鍾翰林在內的6名潛逃海外嫌疑犯後，採取一系列打擊措施，至今已作出多次行動，對10多名與國安逃犯有關的重點聯繫人作出調查，包括他們遺棄在港的家人、親屬及工作夥伴。

鍾翰林2023年6月刑滿獲釋，但在懲教署監管期間，潛逃至英國，違反監管令被懲教通緝。

事實上，現年僅24歲的鍾翰林自早年已展現其「港獨」傾向，其政治「履歷」可追溯至中二時擔當黃之鋒助手，14歲時擔任梁天琦的助選義工。2016年，鍾翰林更成立「學生動源」，鼓吹「勇武抗爭」和宣揚「港獨」。2019年黑暴期間，鍾更變本加厲發布暴動等非法活動資訊，煽動學生上街示威，並呼籲美國制裁香港及中國官員。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鍾另創立「創制獨立黨」，揚言「不設底線」追求所謂「香港共和國」。2020年7月，他因涉嫌違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被捕。經審訊後被判處監禁43個月。鍾在2023年6月刑滿獲釋，但在懲教署監管期間，竟潛逃至英國，違反監管令被懲教通緝。

抵英後，鍾翰林非但毫無悔意，更變本加厲成立所謂「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持續在海外推進反華議程，宣揚「港獨」，並促請外國干預中港事務和污衊抹黑特區政府。

鍾翰林於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間，透過不同渠道，包括以所謂「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要員身份發布文章、參與外國機構的聽證會、發表公開講話、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貼文等，鼓吹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請求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制裁」、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2024年12月24日，鍾翰林因再次違反《香港國安法》被國安處懸紅通緝。

惟面對通緝，鍾翰林仍頻繁參與海外反華示威活動，並在公開場合煽動示威者採取激進行為，包括高呼「香港獨立」口號及踐踏特區區旗，並虛偽聲稱替香港民眾發聲。實質上，由於其政治庇護申請至今未獲英方批准，他刻意通過反華示威活動製造輿論熱點，企圖提高個人曝光率和影響力。

近日，中英兩國協議將倫敦鑄幣廠改建為中國大使館。鍾翰林隨即多次勾聯多個海外反華組織發起示威抗議活動，企圖阻撓大使館的合法建設。鍾更聯同鍾劍華、劉珈汶及張晞晴等一眾通緝犯，會見英國官員，討論中國興建大使館計劃事宜，企圖促請外國干預中港事務，並試圖損害中港政府在國際間的官方代表地位。

倫敦警察廳對於鍾翰林等人多番在當地發起政治性示威表示擔憂，警告將會對示威活動設限，並對不依從者作出拘捕行動，鍾翰林批評倫敦警察侵犯了他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

今次國安處的行動再清晰彰顯了特區政府維護法律尊嚴的決心，任何試圖規避法律制裁的潛逃行為、及協助潛逃的行徑都將遭法律嚴懲，無論是逃犯還是其協助者都無法逃脫法律的制裁。

高人話，鍾翰林即使潛逃到英國後，仍高調反華，倡外國對中港實施制裁或採取敵對行動，連同其他於海外的被通緝人士積極參與示威抗議活動，連當地警方都感到頭痛。

國安處的調查行動就是要再次給予潛逃者一個警號，其行徑已不斷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並將牽連到其在港的家人及朋友；國安處亦展示他們如何「應對、打擊、阻嚇」潛逃行為，讓社會知道「依法追捕」的必要性，當局「雖遠必誅」。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